大型专题报道
 
中国金融界网-系列报道之(四)
总 策 划 :贾启勇
编  辑 :王 欣 房 晔 
采  写 :王 欣 
制  作 :张国栋 杨志超
网络联盟 :中国合作金融网 TOM财经 和讯网银行频道
特别鸣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金融时报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中国银监会主席 刘明康
 
 
    

  中国建设银行 (下称“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在履新伊始曾表态:正处于股改关键时期的建行迫切需要以铁的纪律和铁的规章制度强化问责。近日,这句话以建行《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的形式得以落实,包括总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在内的各级领导人员,如果严重失职,导致辖内发生案件或违规问题,将要求其本人引咎辞职。
    
  《规定》制定的引咎辞职的程序为,领导人员有规定所列应当引咎辞职情形的,应当向上级机构提交辞呈,请求辞去领导职务;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领导人员有规定所列应当引咎辞职情形而未提交辞呈的,应当责令该领导人员在确定的时间内辞职;该领导人员在上级机构确定的时间内未提交辞呈的,上级机构应当免去其领导职务。

  该《规定》明确,建行领导人员严重失职,导致辖内发生案件或违规问题,具有以下情形的应当引咎辞职:辖内发生多起案件或重大违规问题;涉及金额巨大或损失严重的;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挫伤员工积极性的。同时,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从严处理:案件和违规问题由上级机构或国家监管机关检查、违法违规行为人逃匿等非自查方式发现的;发生案件和违规问题瞒案不报,或上报时弄虚作假的;查处整改工作不力的。

  建行高层对这项《规定》的出台高度重视,有一个细节可见一斑,此次建行发布该《规定》的新闻通稿十分少见地经由郭树清亲自审阅。

  此前,在郭树清履新董事长仅一月有余的 4月下旬,建行就开展了一项拉网式的检查,重点是对基层机构负责人的监督制约,其中对不善管(领导班子软弱,战斗力不强)、不敢管(领导班子私心重,自身不正)、不能管(领导班子管理水平、控制能力有限)的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将进行调整、充实。

  其实早在 1998年,建行在业内第一家出台了《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并于2002年、2004年作了两次修订,增加了各级领导人员失职、渎职、违规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和处理规定。此次《规定》的出台,有望进一步完善建行的责任追究管理制度系统,加强其对各级领导人员的有效管理。

  记者从建行了解到,由建行总行监察室负责制订的这份《规定》并未将董事、监事列入其中,而汇金方面的考虑则是:在董事会的 13 名成员中,除包括行长在内的 3 名高管为执行董事以及 3 名独立董事,包括董事长在内的其余 7 名董事皆为汇金派出。但记者发现《规定》中的引咎辞职程序并未明确涉及汇金或大股东这一层面。那位知情人士认为,按照公司治理结构,董事由股东大会选出,董事长由董事会选出,他们的去职要按照法定程序。

 
 
 

  2005年5月26日,一向准点上班的孙建成,自始至终未出现在其位于长沙市芙蓉路上的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办公室内。

  此前一周内,有关“孙建成被免职”的消息已在湖南省分行员工内部流传。

  26日,建行行长常振明率总行人事部门负责人一行飞抵长沙。当日下午,常在其下榻的湖南省委招待所代表总行宣布:免去孙建成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职务。


  由于事发突然,此决定引起湖南金融界对孙去职真相的种种猜测。
  
  孙建成的一位下属告诉记者,孙建成是主动引咎辞职的,而这一举动源自建行新一轮问责风暴。


  据其下属介绍,孙建成自 2003年10月起担任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一职,此前孙先后在厦门、深圳等地的建行分支机会中任要职。2003年孙接手建行湖南省分行时,该分行存款余额达到848.7亿元,上报建设银行总行核销不良资产总额68.84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高达7.61%,超过全国建行系统平均水平4.19个百分点。

  事至今日,业绩似乎并无明显起色。而来自建行湖南省分行的消息称,孙建成在湘任职期间,建行湖南省分行共发案 9起,涉案总金额在3000万元左右。

  “尤其是今年,省分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案防压力。”建行湖南省分行一位中层领导告诉记者。一个细节是,在建行湖南省分行于 5月中旬召开的防治犯罪专题会上,该分行纪委书记廖金华透露,总行对湖南分行近两年来案件高发的情况非常重视,由于势态未有好转,2005年总行将湖南省分行列为全国五个案件高发整治分行之一。

  事出尴尬的是,在此态势下,今年 1至5月间建行湖南省分行又发生了两起恶性案件。

  其一是,怀华市分行靖州支行的营业部柜员郑荣胜涉嫌贪污案,挪用 3个单位客户资金近50万元;其二是,衡阳市分行石鼓支行客户经理肖某,擅自支用客户个人消费额度贷款5笔共计32.5万元。

  据介绍,这两起案件涉案金额超过 90万元,已挽回其中的17.7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虽涉案金额下降151万元,但发案数量增加了1起,而且上述两涉案主犯目前仍在外逃中,均未缉拿归案。

  与孙一同被问责的还有山西省分行行长梁富成。据建行内部人士介绍,由于山西震惊全国的 “7·28”金融大案牵涉建行,因而对梁富成的问责在意料之中。 到目前为止,建行已经有 4家省分行的行长被问责而引咎辞职。

  在孙、梁二人辞职后,建行完成了对湖南、山西两家省级分行主要负责人的调整,接任孙建成者为建行贵州省分行行长龚蜀雄。 5月28日,龚蜀雄从贵阳抵达长沙并开始履新。而据记者了解,接替梁富成出任山西省建行行长的是建行天津市第一副行长高德高,高也于28日履新。这一消息得到了山西省建行办公室一位负责人的证实,“除高行长到任外,其他副行长还未见调整”。

  建行有关负责人透露, 2004 年建行 75 %的大案要案都发生在 5 个分行,占全行案件总数的 41 %,占所有涉案金额的 91 %。如此集中的案发比例,令这 5 家分行成为建行系统中防范案件的重点区域。问责风暴由这几家分行开始也就顺理成章。

 

 

 

  建行的问责风暴将继续吗?会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一个常规?

  据悉,今后金融业将逐步实施问责制,使之成为一个常规,并逐步延伸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证券、期货、基金等其他领域。

  一直以来,金融领域大案要案频发,屡禁不止,更牵涉大量高管犯罪。据不完全统计, 2005年1至4月份,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查出各类案件45起,成功堵截、防范案件117起,涉案金额本外币合计5.35亿元。目前,银行案件专项治理工作正在向纵深开展。“由于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其犯罪往往周期长、隐蔽不易被发现,而且金额巨大,因此被世界各国重点防范。”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表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之前排雷将避免未来出现更大的损失。


  除建行外,中行的问责制方案也已出台并悄然付诸实施。今年 1月,中行爆发哈尔滨河松街支行金融诈骗案,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就对媒体表示,中行已开始研究制定涵盖各种经营管理责任和领导责任的问责制度,并同时在全行范围展开自查。

5月31日,在中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对记者表示,中行已经开始实施了问责制,只是没有很好地执行,目前正在抓紧进行人力资源改革。


  对问责制的具体实施情况,王兆文没有透露,但他承认,引咎辞职的行长,二级行有,数量还不少,其中广东和东北地区较多。但与最近发生的案件无关,主要是经营或其他问题。如果牵扯到案件,那就要走法律程序。

  “问责制依然属于内控体系的范畴,”赵锡军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曾制订各自的银行工作人员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不过,问责制能比较好地起到震慑作用,正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在国内金融系统大案要案频发之际,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关键时期,建行将强化该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政问责制度,督促他们更加勤勉、尽责地担负起领导和督导重任,从而有助于改善建行的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增强海外投资者对国内金融机构的信心。

  不过,对于问责制能否在银行业顺利施行,专家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担心。目前建行的规定在引咎辞职适用标准方面比较模糊,相关条款亟须进一步量化。否则,规则随意性太大,今后执行起来会大打折扣。

 

 

 

  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后,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面对这些问题,人们往往会从体制、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等方面来寻找其原因,寻求解决之法。但实际上,效果并不明显。何也?关键就在于国有银行领导者权力与义务、或权力与责任不对称。

  建行董事长郭树清上任后,把建行改革的主要任务放在建立起领导人员的问责制上。建行引咎辞职规定出台之后,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成了引咎辞职第一人。

  对领导人员实行问责制,尽管在早些时候银监会颁布的指引中已有明确的规定,但国内各商业银行真正把这些指引落实下来要算建行了。银监会颁布问责制指引的精神是好的,但是真要落实哪个人头上就不是那样容易了。无论是监管部门还各商业银行对问责制能否落实都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建行先行一步,对加快国内银行业的改革所起到的示范效应不可低估。

 

  问责制的具体内容就是什么?仅仅是对所辖内发生案件或违规事件负责吗?如果这样,其内容与范围未免太狭隘了。应该说,对商业银行领导人员的问责制,就得要求相关的领导人员对所赋予的一切权力负责,有多少权力就得承担多少责任,权力越大,所要承担的责任就越大。比如说,一个商业银行的行长就得对整个商业银行的全部行为负责。无论是经营决策的失误、银行风险管理的失职、人事安排缺失,还是所辖区内发生金融案件,都得承担相应责任。有多少权力就承担多少责任,这才是权力与责任的对称。

 

  同时,这种问责不仅表现为领导者任内要承担责任,而且应该具有历史追溯性。目前的一些银行领导者为了造出自己任内业绩,短期行为十分严重。只要短期内能够有好的报表及业绩,对个人升迁有利,他们就会蜂拥而上,甚至会不择手段。比如,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盛行的个人住房消费信贷,为什么信用审查会那样松,甚至有些银行鼓励客户作假,就在于这些业务能够在短期内给银行带来可观的业绩。至于这些业务长期风险如何,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因此,商业银行的全面问责制就得对所有领导者的责任历程有明确的记录。问题在什么时候发生,就在什么时候追溯其责任。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一直在剥离不良贷款,但是在剥离不良贷款后追查过相关领导人的责任吗?造成如此巨额的不良贷款,却没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国内商业银行的问责制又在哪里呢?因此,把国内商业银行的问责制进行到底,并不止于领导者对所辖区内发生的违规事件承担责任,而是要根据其职务所赋予的权力来承担责任。领导者的运营决策失误、风险管理不足、不良贷款增加、人事安排不力等方面都得承担责任。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什么问题会那样多?原因就在于银行领导者的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如果这种现状不改变,国有银行股份改造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行把其改革落实到领导者的问责制上是一件好事,但不应就此打住,还必须把问责制进行到底,即建立起权力与责任相对称的问责制。而要做到这点,领导者的权力清楚界定与权力的独立性也不可或缺了。这也是把国内商业银行问责制进行到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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