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两性战争

　　当IMF总裁卡恩被指控对一位客房女服务员实施性侵犯时，他的妻子辛克莱选择了站在丈夫这一边，她坚称：“我对这个事情只有自豪，能色诱的男人在政治上是重要的。只要他能引诱我，我能引诱他，这就足够了。”这一老派的言论符合法国传统的“婚外情无罪”(sexual exception)，让很多法国的精英人物为卡恩辩护。但这也激起了法国女性主义者的群起反攻，一个反性侵犯的集会在24小时内就吸引了大量人群，大部分是年轻妇女，公开声讨法国流毒甚远且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作风，抗议司空见惯的情人现象。这次新女性主义运动似乎重拾上个世纪70年代堕胎抗议运动的浩大声势，为卡恩辩护的一些精英人物见势头不对也急忙改口。

　　如果说70年代是“第二性”的苏醒—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名言“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成为女性主义的火种；那么卡恩事件可能正在引发新的女性主义。

　　目前的社会现实是：在全球发达国家，女性在大学接受教育的人数已经超过男性。金融危机后，女性的就业人数也首次超过男性(许多男性为主的工种，如建筑业、金融业被裁减)，但女性的社会地位并没有相应提高。以法国为例，2001年法律就规定在政治选举的选票上男女数量必须相等；法国政府最近下令，2017年之前，大企业董事会中至少40%的董事应为女性。这些措施使女性在法国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目前法国内阁成员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女性，公司管理层中女性所占比例比其他国家更高。但法国仍然是欧盟国家中男女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工资待遇上，女性的工资平均比男性低20%；法国每年有7.5万名女性被强奸，却只有10%的人选择报案。例如，卡恩第二任妻子的教女崔斯坦·班伦(Tristane Banon)是个电视台记者，崔斯坦称卡恩在一次单独采访时试图强奸她，她却选择了忍气吞声。法国女性主义者玛加利·阿斯在博客中悲哀地说：“很多法国人，包括媒体，甚至一些著名政治人物对卡恩表现出的同情和对案件中受性侵犯的非裔女事主的责骂形成鲜明对比，这折射出一个真实的法国—女性完全不受尊重，男人搞女人只显出他们有魅力！”

　　卡恩事件掀起了法国女性心中深藏多年的怒火，这反映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在目睹了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大男性主义(Macho)的傲慢、激进、无视风险、不负责任所引发的大萧条(The Great He-cession)后，新美国基金会的雷汉·萨拉姆(Reihan Salam)于2009年在《外交政策》上发表《大男性主义之死》一文，批评大男性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在全球化时代，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是不可持续的。他极其有远见地预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更多的妇女开始获得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世界将掀起一个人类文明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革命。“在这个时期，全球性冲突的轴心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交战，而将是两性战争。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大男子主义世界死亡的先例。但我们可以期待，这个转折必将是痛苦的、不平衡的，甚至是暴力的。”

　　卡恩事件可以说是男性的主导霸权意识在这场争战中的体现。讽刺的是，卡恩的“暴力”事件正式宣告IMF无女性总裁历史的结束。法国女财长拉加德已被任命为新一届IMF总裁，成为问鼎这个全球金融领域最高职位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

　　行走“玻璃峭壁”

　　2006 年，英德拉·诺依(Indra Nooyi)从CFO上位到百事集团董事长兼CEO，她在名片上印的头衔是Chairman而不是Chairewoman。她成功地主导了百事的战略升级：超越与可口可乐的传统竞争，向健康食品的供应商转型。而在脸谱(Facebook)公司内部，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制定着这个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的盈利模式，与前东家谷歌竞争抗衡。女性领导人在全球企业界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情况又如何？

　　在一项中国董事薪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女性董事的薪酬平均比男性低12%。在组织内部，女性突破“玻璃天花板”成功上位高管职务的机会也低很多。与许多欧洲国家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强制设立女董事比例不同，我国监管部门并没有类似条例。从表1可见，中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会有一位以上女董事的家数低于中国香港和英国，但女性董事长的比例(4.95%)与女性CEO的比例(5.21%)都比中国香港和英国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15～64岁的中国女性中，工作女性约占69%，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数字是60%，这使女性普遍就业在中国成为一项巨大的社会资产。路透热点透视专栏撰稿人胡果·迪克森(Hugo Dixon)为此宣称：“一个受过教育、自有主见的女性大军也可以成为强有力的社会变革引擎。”

　　但中国女性也同样在工作场所遇到过众多“卡恩”：涉嫌强奸员工的宋山木、钱多、房产多、情妇多的许迈……能勇敢站出来起诉总裁的女性毕竟是少数。研究机构预测，随着女性用工在发达国家去年首次超过男性，女性员工工资预计将于2024年超过男性员工。这一趋势在中国可能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工作场所的男女比例不平衡在中国未来20年将更为严峻：中国的男女出生性别比从1982年的107.1上升到2000年的116.9，2005年该比率达到118.6，2007年更达到120.2，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略微下调到118.06。男女性别比偏高，将导致2020年时20～45岁男性比女性多 3000万人左右。这一非均衡可能极大地影响未来中国女性员工在组织中的地位，因此萨拉姆所称的两性战争在中国可能以别样的方式展开。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米歇尔 K。瑞恩(Michelle K.Ryan)曾提出“玻璃峭壁”理论。她大胆预言：与女性在组织中所面临的“玻璃天花板”不同，在组织面临危机的时候，男性领导人因臭名昭著而退位，反倒让女性领导人有力挽狂澜的机会。我们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有女性参与的董事会在金融危机中决策更为稳健，在金融危机刚到来的衰退阶段，董事会更能迅速收缩投资。而在经济复苏阶段，有女性参与的董事会比其他全部是男性的董事会先人一步，加快投资，抢占市场机遇。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例如军队、工程、投资银行，组织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例如：

　　◆ 如何评估女性的绩效贡献？

　　◆ 女性领导人如何改变组织决策权重、视野以及过程？

　　◆ 女性经理与男性经理的领导力在哪些方面不同？如何发挥各自的所长？

　　◆ 男性经理如何与女性经理相处？女性经理如何融入男性经理的圈子、如何面对男性经理可能的反抗与排斥？

　　◆ 女性经理如何面对组织潜在的与性别相关的歧视与偏见？

　　◆ 女性经理如何对待在高管组织中的“花瓶”、象征角色，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 组织如何制定规章，防止性歧视、性骚扰、性侵犯，并有周密的程序保护隐私？

　　在前任男性领导人因丑闻辞职后，像拉加德这样的女性反倒可能给予IMF这种大型组织以新的面貌。这些女性领导人如何在组织危机中行走峭壁？或许给她们最好的祝福是波伏娃上个世纪的美文：

　　“她的双翼已被剪掉，人们却在叹息她不会飞翔。让未来向她开放吧，那样她将不会再被迫徘徊于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