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并没有因为“几个数据”依然偏高而立即提高存贷款的基准利率，体现了央行在目前不确定加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决策的谨慎性，也反映了央行正试图通过加强利率与汇率机制的协调配合，完善货币调控机制。

    这个月初，市场一直在推测央行会在何时加息。当国家统计局公布10月份6.5%的CPI数据后，又有人断言央行可能就要加息。然而，这些预言都落空了，从上次加息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尽管金融面的数据仍然热度不减， CPI在经历9月份的回落后又回到了近十年来的历史高位，但这次中央银行在市场上不断揣测央行加息的喧嚣中，却显得格外镇定。中国加息似乎进入了疲劳期。

    从调控的手段来讲，央行正在努力采取其它的政策手段来达到货币政策的目标。相对于过去单纯冲销流动性和提高利率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而言，现在央行被迫采用更多的手段来达到内外平衡的目的。在原有的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下，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个方面而已，因此，忽视外部失衡而追求内部平衡的努力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央行在第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的协调配合，这表明，央行现在试图在通过外部平衡促进内部平衡。近两个月来，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明显加快，至11月2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突破了7.4，年内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达到了5.3%.这固然有美元汇率指数下跌的影响，但更可能是央行让汇率水平的变化担当了相当一部分宏观调控的重任。而且，相对于提高基准利率而言，用汇率水平的变化促进调控的影响是结构性的，而调整存贷款的基准利率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因为宏观在我国央行宏观调控中作用的加强，使得货币政策对利率的依赖性稍微有所放松。

    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都是“有的放矢”。法定存款准备金被用来冲销流动性，并进而抑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提高利率则主要用来“稳定人们的通胀预期”。在市场纷纷猜测央行加息的时候，央行却选择了“无为”的办法本身就表明了央行自身的一种态度。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参加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他对中国目前的利率水平感到满意。两个月以前，周小川行长还表明，希望中国的实际利率为正。因此，在当时物价指数“创出新高”的数据一出炉，央行便立即果断地采取了加息的举措。由此看来，本月央行没有如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可能反映了政策决策者对将来物价走势的一种判断。与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较大的判断不同，周小川行长却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不大。他同时认为，中国通胀的推动力部分来自对历史遗留的价格扭曲的修正，政府在设定通胀控制目标时，应该把消除此类畸形价格元素考虑在内。这似乎表明，中国政府现在所能容忍的“统计上”的通货膨胀率可能比年初宣布的通胀目标率要高。这大概是目前中国进入加息疲劳期的原因之一。

    中国暂不加息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宏观经济正在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中国这一轮的高速经济增长明显受到城市化和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资产价格大幅上升，使中国居民对以住房为代表的资产需求又受到了较大的抑制。再加上2006年以来央行连续多次提高利率的影响，中国居民资产需求的成本也较前两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此情况下，中国居民的资产需求可能在逐步减弱。此外，现在的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已经提高到了7.29%，与企业总体的资产利润率大致相当，企业投资需求也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在高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国内需求并没有与经济增长率一样的速率上升，结果，中国高积累与高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就不得不依赖于强劲的出口需求。而美国次级抵押债务危机正在加深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这对中国的出口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近期一些基本投资品的价格大幅下挫，可能就是中国的投资需求正在减弱的表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近期中国股票市场的调整，可能不过是它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开始正常地发挥作用罢了。倘若中国经济难以持续过去几年那样的强劲增长势头，那么，现在贸然提高利率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于，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微妙变化。《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前不久周小川行长则表示，人民银行要全面贯彻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调控，货币政策要注意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协调，货币政策要坚持以人为本，在宏观调控和制定货币政策时就要考虑促进就业。多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在面对目标的一个方面的冲击而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时，还不得不顾及其它。从理论上说，物价稳定与促进就业之间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矛盾。这意味着，现阶段的货币政策决策时依然会考虑物价稳定与就业之间的权衡。如果为稳定物价和通货膨胀预期而大幅度地提高利率，危及到了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目标的实现，那么，利率政策就会受到相应的制约。

    中国加息进入疲劳期的第四个因素在于国际环境。自8月份美国次级抵押债务危机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以来，包括花旗、瑞银等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所遭受的巨大损失逐渐浮出水面。面对相关机构裁员的增加、消费者信心的受挫和房屋价格的下跌，美联储改变了危机初期单纯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更加果断降息的策略。相比于欧洲而言，中国的利率政策所受到的牵制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资本纷纷涌向中国的局势，再加上民币升值的因素的影响，中国还要逆势而为，提高利率，无疑会使货币政策招致更多的麻烦。

    总之，相对于今年早些时候的加息，现在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央行并没有因为“几个数据”依然偏高而如市场预期的那样立即提高存贷款的基准利率，体现了央行在目前不确定加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决策的谨慎性，也反映了央行正试图通过加强利率与汇率机制的协调配合，完善我国的货币调控机制。这本身也是货币政策“稳中适度”调控思路的延续。至于未来利率政策的变化，应当依宏观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变化相机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