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办证”二字后画一个电话号码；或者巴掌大小一块胶贴，上书“刻章办证”等字句和一个手机号，类似这样的广告在北京街头的电话亭、墙壁、广告牌上随处可见。近日，记者在一个乡镇级医院采访时发现，同类广告不知何时又添了新内容——代开住院票据。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所谓“住院票据”特指用来报销的有关医疗凭证。医疗报销凭证应该由医院等卫生机构开具，怎么可以代开？代开的医院票据是真的吗？里面是否存在“猫腻”？该医院出现的小广告又是否是个例？随后记者前往协和、同仁、北京肿瘤、中国科学院肿瘤临床研究院等医院进行了调查，记者看到，这些医院不同程度存在仿若“牛皮癣”的“代开住院票据”小广告，尤其是位于海淀区西八里庄的北京肿瘤医院和位于潘家园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肿瘤临床研究院的卫生间，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从隔板到墙壁，横七竖八到处是蓝、红、黑等显眼的手机号码和“开票”等文字。北京肿瘤医院的一位保洁员告诉记者，他每隔几天就要或撕或擦一次“小广告”，但成效不大，记者也看到，许多电话号码明显是在擦完的部位又写上去的，显得层层叠叠。那么，这些小广告的目标消费者是谁？为什么屡“擦”不止？其究竟“肥”了谁又“损”了谁？

　　“住院票据”的真假

　　2007年12月20日，在北京肿瘤医院院门口，记者按照刚搜集到的“代开住院票据”名片拨通了一名名片上署名“张健”的人的电话。张健得知记者要开票据，在简单问了记者要开什么样的票，开多大金额，现在在什么位置等问题后，便向记者推销起来，说可以帮助记者把手头票据中不能报销的药改成可以报销的进口药，而对收费问题他巧妙地采取了回避态度，说：“你也不可能只问我一家吧？”，当记者询问其位置并要求见面谈时，记者注意到，张健说：“我就在肿瘤医院内，现在手头还有些事情，你在门诊楼中等我电话。”

　　上午九点四十分，记者按照约定进入肿瘤医院门诊楼大厅，一直到十点半，也就是五十分钟后，记者的手机才响了起来。张健是一个个头不高，皮肤显黑，穿着一身暗色衣服的男子。在确认记者就是其要找的人后，张健并没在一楼停留，而是把记者带到了相对人少的二楼的一组没人坐的椅子旁，刚坐下，他就督促记者把故意拿在手里的“代开住院票据名片”收起来。针对记者“因为我亲戚2005年做的手术，而山西农村合作医疗2006年元月开始，能否把时间改成现在”的问题，张健满口答应并告诉记者：“不仅能改时间，而且从病历到各个环节的票据，我都能帮你改成能报销的！”

　　在谈到价格时，张健说：“两万元的票据至少需要七、八百元，当然最后需要多少钱还得根据你票据的具体情况而定。”据张健介绍，修改后的票据当地卫生部门肯定查不出来。但由于记者手头没有票据，张健叮嘱记者：“等你亲戚复查时把票据带来再给我电话。”然后便起身离去。

　　那么，张健代开的票据是真的住院票据吗？张健又是什么样的身份，能做出开到真住院票据的承诺呢？

　　记者发现，“代开医院票据”小广告分为两类，一类广告中“代开医院票据”和“刻章办证”字样混在一起，另一类广告只有“代开医院票据”字样。第二类广告或名片中，在联系人一栏，有些署的是如“张健”等名字，有些则是“李医生”、“赵医生”等泛指名词。

　　12月22日，记者以开肿瘤医院住院票为理由分别拨打了署名“李医生”、“赵医生”等专业代开医院票据人士及把“代开医院票据”和“刻章办证”字样混在一起的人士的电话。一位“赵医生”明确告诉记者他开的票据是由医院出院部出具，也就意味着是真的住院票。他同时告诉记者，包括解放军301医院、307医院、阜外心血管医院等各大医院的票据他都可以开。随后“李医生”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另外在价格上，“李医生”最初开出代开两万元医保住院票据的价格是600元，当记者表示有些贵时，她很“爽快”地降到了500元，在记者仍以贵为理由挂掉电话后，她竟多次给记者打电话表示价格好说，希望能见到记者。事实上，不管名片上署的是什么名，是专业开住院票还是与刻章办证等业务混在一起，记者发现他们最大的相同点是开始先问“办哪家医院的票据”，但不管要办哪家的，他们都说可以代劳。也就是说，他们的触角已经渗透到北京几乎所有医院，住院票据已经贬值到只要给点钱就可不费吹灰之力开出来的地步！“李医生”、“赵医生”他们的身份让人不得不存有疑心。

　　对此，北京某医院不愿公开透露姓名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表示：“这些都是社会造假者所为。”对为什么要署名“X医生”或说自己在医院内？该人士认为，他们之所以假借医生名有可能是为了增加可信度，进而增加业务量。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显示，有记者曾拿着从表面看异常真实的票据走访工商、财政等多个职能部门鉴定，最终确定票据为“造假者”所为！

　　“票据”背后的推手

　　需求决定存在，既然票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为什么代开票据的广告依然在各大医院屡禁不止？这类广告的目标消费者又是谁呢？

　　记者从搜集到的名片看到，业务栏的第一行无一例外都是“代开公费医疗、医疗保险住院票”。经过调查得知，如果开公费医疗住院票，通常“代开”费用为所开金额的8%左右；如果开异地医疗保险住院票，费用为所开金额的3%左右。为什么同样是开住院票，费用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

　　2007年12月23日到26日，记者调查了医保和公费医疗相关报销流程。

　　山西省一位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告诉记者：“参加合作医疗后，费用肯定能省一部分，但报销起来挺麻烦的。”据介绍，他是山西省第一批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因为患有直肠癌，曾于2006年四次在大同某医院进行化疗，共花费约12000元，他告诉记者：“并不是所有费用都能报销。”据了解，要想报销，在进行异地诊疗前必须在当地指定医院进行登记并由院方出具相关证明，而在诊疗后需把票据交到当地卫生局主管农村合作医疗的部门，职能部门会根据相关规定对发生费用进行核查。该农民说：“经过核查，实际上最后只报销了1200元。”也就是说，他治疗所需药品和服务大部分在规定中可报销的范围之外。

　　而北京市某单位一位参加了医疗保险的职工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他们是定额报销。据其介绍，单位每年会根据工龄等情况为职工办一张医疗保险卡。卡内存有一定金额，该年度职工医疗所花费用无论本、异地，尽在其中。另外一位在企业中担任会计职务的女士告诉记者：“如果是定点医疗保险，当患者就医时，院方会根据情况自动扣除可报销部分。”这就意味着，医保的总体情况是部分报销。

　　那么，公费医疗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12月25日，一位曾办理过“住院票据”的女士接受了记者采访。据该女士介绍，她办理票据的时间是2006年年底。她告诉记者：“我不是为自己办理，而是给朋友帮忙。”记者了解到，该女士朋友的朋友是一名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腿部韧带拉伤，然后来到北京公费治疗。由于伤势不是很严重，该运动员只是找医生进行了调养，并未入院治疗。但为了报销，该运动员的朋友找到了该女士，该女士又托人找到“代开住院票”者开出了金额为12000元的住院票。该女士回忆说：“当时花费为600元，所开医院为北医三院。”据其介绍，开票方提供给“代开票”方的只有名字、住院时间、伤病等基本情况，而开出的票据从病历到治疗细节以及公章等，应有尽有非常完整。

　　在谈到所开票据最后是否报销了时，该女士没有否认。事实上，一名自称叫“王医生”的“代开票据”者告诉记者，正是因为公费医疗可以全部报销，而医保只能部分报销，所以所需费用才有了一定差距。

　　有关人士认为，也正是因为公费医疗、医保中有相当多的想多报、未住院但想要“报销”者存在，才使各大医院的“代开住院票”产业欣欣向荣，屡禁而不止。

　　凭什么以假乱真

　　记者感到疑惑的是，报销者拿着从非正规渠道开具的票据报销时不会被发现吗？为什么不会被发现？相关职能部门又是如何验证这些票据真假的呢？

　　2007年12月26日上午，记者联系到了北京某区卫生局相关工作人员，该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公费医疗的票据监管等权利归属于劳动社会保障局。随后记者拨通了北京市劳动社会保障局的咨询电话，据里面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劳动社会保障局公费医疗办公室主要是依据有关法规对报销票据中的药品、医疗服务等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进行核查。当记者问及如何核查票据真假时，该工作人员以不便回答为理由给予了拒绝。

　　而某单位知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报销往往因人而异。他说：“只要不过分，只要单位允许报销，一般上级单位不会再过分追究。”至于如何检验票据真假，据其介绍，无论公司财务还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一般为凭经验目测。

　　这就是说，就算是假票据，只要做的够“真”，检验人员根本无法辨别出来。那么，是否意味着住院票据没有地方“验明正身”呢？

　　12月29日，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要把票据拿到该患者就诊的医院，在医院收费系统内，其是否住院、花费多少等明细一目了然。”但就除了就诊医院，其他地方是否还能方便地检验票据真假的问题，该工作人员的回答是：“不清楚！”

　　而12月30日，一位名片上署名“闫先”的代开住院票据者面对记者数次“票据拿回地方不会被查出来吧？”的追问，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卫生机构互不联网，怎么查？”

　　为此，在查询了有关资料之后，记者注意到，除了部分省市，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一张可以覆盖全国医疗系统的网络，各地卫生医疗职能部门彼此独立存在。对此，行业有关人士给予了确认。他告诉记者：“除了公安系统，其他行业都没有至上而下整体的网络连接。”在谈到不联网的危害时，该人士认为：“不联网在某种程度上给了部分人以机会，使其可以和犯罪分子联合起来利用监管人员麻痹大意、事多手少等现状侵占公有财产。”同时，他呼吁：“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起来，随着全民医保的逐步实现，如果没有一张健全的网络，我们只能眼看着‘代办住院票据’等行为为所欲为而却有心无力，代开住院票据谁得益、谁受损？！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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