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贺当秘书，毛泽东儿女情长

    贺自珍回到井冈山后，同毛泽东在茅坪住了几个月，然后搬到茨坪。从那时起，茨坪就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在茅坪时，贺自珍和毛泽东住在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

    攀龙书院是地主豪绅为教育本族的子弟建造的学堂，八角楼是这里一栋两层楼的普通砖房。为了上下楼梯光线明亮，在楼梯的顶上用明瓦镶嵌了一个八角形图案，八角楼因此得名。

    贺自珍同毛泽东住在楼上，朱德和他的爱人伍若兰住在楼下。楼下有一个小厅，厅旁是个盖有明瓦的小天井，他们两家人就在小厅里吃饭。警卫员住在八角楼的其他房间里。

    贺自珍和毛泽东住的那间屋子很小，陈设十分简单，一张书桌放在临窗的地方。白天，书桌上洒满阳光；晚上，桌上那盏小油灯的亮光，透过木条做的窗棂，射了出来，与明月相辉映。

    八角楼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茅坪河。八角楼的对面，是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枫树。毛泽东常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到河边来散步，有时也在枫树下看书、休息。

    不过，贺自珍很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一起出门。这倒不是他们俩不想这样做，而是考虑到群众影响，不便这样做。在19世纪20年代，在这偏僻的山区，群众的思想是比较封建的，部队的同志也不习惯这样做。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深情地看了看刚刚给自己收拾好行装的贺自珍，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

    贺自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谈话。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忽然说：

    “我先走一步，在前边等你。”

    他上马走了。贺自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去。没走出多远，迎面遇到一个拄拐棍的伤病员。贺自珍又往前走，看到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她。毛泽东迎上来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

    贺自珍理解地点点头。自从贺自珍回到井冈山后，便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就是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在八角楼他们的住房里，放着两只铁皮文件箱，这就是贺自珍的战斗武器。

    贺自珍参加革命后，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现在工作性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天待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她感到别扭极了。开始的时候，她很生气，甚至觉得自己挺倒霉，要不是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秘书。她心里不高兴，第一次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

    毛泽东耐心地说：“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吗？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打仗要有后方，干工作也要有后勤，这个工作没人做行吗？你把秘书的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他深情地注视着贺自珍略带愠色的脸，停了停，轻声说： “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啊！”

    深情的目光，真挚的话语，使贺自珍的心动了，她默默地“上任”了。很快，她就发现机要秘书工作的重要性。过去，由于部队处于初创阶段，一切后勤工作没有上轨道，机要文件没有专人管理，非常混乱，查阅起来很不方便。她一上任，费了很大力气，才理出个头绪来。

    几十年后，贺自珍回忆起她和毛泽东初期的这段生活时，话语中充满着柔情，眼睛里含着笑意。她说：

    “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他们在永新右派政变时逃到了吉安的清源山，父亲当了斋公，掩护妹妹贺怡在吉安附近进行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红军打开吉安以后，妹妹安排在特委工作。当时，我的父母亲还未参加革命工作，仍住在清源山，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待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贺自珍从道理上明白，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十分必要，应该安于这个平凡、琐碎的工作。但是，她的认识却不是那么坚定、那么心甘情愿，曾经有过好几次波动和反复。她是个好强的人，看到有的女同志独立工作，干得很有成绩，或者在学习上有很大进步时，她是既羡慕又懊丧，觉得自己作了重大的牺牲，埋怨毛泽东不培养自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她：

    “你别以为只有上前线才是锻炼，上学才是提高。搞后勤工作同样锻炼人。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们许多军队的领导干部，也没有进过军事院校，他们带兵打仗，同样干得很出色。”

    贺自珍终于安下心来了。

    从这个时候起，直到1932年，她一直做这个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她为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到了中央苏区，她又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文件。同时，她又兼做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对于她这种牺牲自己的志趣，默默无闻地把青春贡献给平凡而又琐碎的工作，这种革命的情操，并不是革命队伍里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不时地有人说一些闲言碎语，把她看做是一个赋闲的人，无所事事的人。对此，贺自珍是有过痛苦的。如果她不是处在如此特殊的地位，具有如此特殊的身份，她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从她早期在永新的革命活动，不是可以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胆有识、有组织能力的女子，巾帼并不亚于须眉。多年来她是多么向往这种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战斗生活啊！1930年，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中央。他们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一面命令红军攻打长沙，一面要求组织妇女团。当时成立了两个妇女团，贺自珍被任命为一个妇女团的政委，康克清被任命为团长。她们在陂头还办了一个妇女军政训练班，训练妇女干部。贺自珍当主任，曾碧漪任教导主任，康克清是军事教员。当时贺自珍非常热心于这个工作。但这是“左”倾路线的产物，随着对“左”倾路线的批判，妇女团成立不久就解散了。贺自珍又回到原来的秘书工作岗位。1937年，她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之所以那么坚决要求到苏联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希望学习提高，能够独立地担负起更多的工作。这当然是以后的事情了，但这种思想，从她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时起，就存在了。

    使毛泽东“拨开云雾”的报纸

    在井冈山时期，贺自珍是用她全部的心血和全部的热情，去完成党交给的平凡工作的。

    井冈山上消息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来得不及时。毛泽东要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和形势，主要通过报纸。他能够从国民党报纸上那些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大量掺假的报道中，分析到国民党的动向和意图，当前的形势和发展趋势，由此决定红军的战略和策略。

    毛泽东真是太爱看报纸了！就像人离不开空气和水一样，他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报纸。这种心情就是在他给中央的报告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1928年11月25日，他代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已能随时得到报纸，高兴多了，唯仍望你们随时将政治情况分析见告。”

    1929年4月5日，他代表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封锁，曾两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9月以来，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得到亦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因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路(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