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的刘晓庆

    作为名人，尤其是刘晓庆这样喜欢张扬口没遮拦的名人，她的家事几乎世人皆知。但是在此，我们也有必要简约地记录一下她的身世。这对我们全面地了解刘晓庆是大有裨益的。%%%丑小鸭的经历和“生父之谜”造成的心理磨难，困扰着幼年的刘晓庆，铸就了她倔强不屈、桀骜不驯、你禁我行的反叛性格。

    像所有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一样，刘晓庆的童年是幸福的。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刘

    晓庆出生时，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只有她的母亲刘慧华 —— 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就和母亲离婚了。至于母亲与生父当年如何相爱又如何分手，刘晓庆至今不清楚；只知道亲生父亲离开时，母亲正怀着孕。这是刘晓庆长大之后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原谅生父的重要原因。多数人出生时有父母的呵护，她却只能面对孤苦伶仃的妈妈。多数人拥有的她都没有，这就酿成了她“人所具有的，我都要有”这种要强性格的补偿性心理因素。

    刘晓庆3岁那年，母亲与继父冉昌儒结婚，刘晓庆从此有了这位和她相伴近半个世纪的父亲。但是这些情况刘晓庆当时一无所知，继父对刘晓庆视如己出，童年和幼年的她，一直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很幸福地生活在完整的父爱和母爱之中，直到14岁入团填表时才知道“父亲”和她没有血缘关系。

    这突如其来的亲情变故，让刘晓庆一下子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疑惑。刘晓庆长大以后听母亲说起过生父的“冷酷无情”：自己1岁的时候得了肺结核，这个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险些要了她的命。母亲为给她治病到处奔波，每天从牙缝里挤出钱买药。现在只值几毛钱的肺结核药“雷米封”，那时要几十块。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得到过生父的一分钱，甚至连只言片语的关心问候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刘晓庆心中投下了很深的阴影，对生父与母亲的离异(刘晓庆认为那是抛弃)，她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肯原谅。可以说，她和母亲对生父都非常痛恨。但在刘晓庆的心底，却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欲望 — 弄清楚自己的生父是怎样一个人。她几次问母亲，可是母亲怎么也不肯告诉她，只是一味地告诉她眼前这位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她只有一个父亲。

    刘晓庆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更是一个性情中人，“生父情结”一直深深地萦绕在她的心头。她在《我的路》中写道：“我不要见他，永不要见。他也许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母亲的孩子。就是现在站在我面前，我也不认他。”“他在欢乐的时候有了我，留给母亲重重艰辛。他对于我们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任何养育之恩。”

    话是这么说，但亲情和血缘是割舍不开的。对生父的痛恨和思念几乎同时出现，又同时煎熬着她的心。

    《我的路》发表后，听说大明星刘晓庆还没见过生父的面，于是就有很多人上门来认女儿。北影的门卫见多了这样的人，来一个便赶一个。后来，刘晓庆带着电影《太监李莲英》参加西柏林的一个电影节，有一个年轻人找到姜文，自称是刘晓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在西德留学。小伙子自称是受父亲之托来认这个姐姐的。因为他说出来的事挺靠谱，尤其是刘晓庆和她母亲的生辰八字之类都说得清清楚楚，刘晓庆便见了他一面。回国后，刘晓庆又见到了生父 — 一个来自山西的退休老人。当时生父已在山西退休，退休前是一名修铁路的工程师。生父在山西成家后，又有了4个儿子和1个女儿。　　

    刘晓庆生父的详细情况没人知道，但是母亲刘慧华的经历却令人心生敬意。那年在全国政协开会时，沈醉(前国民党特务头子)告诉了刘晓庆一个秘密：“如果我当年下手快，早点抓了刘慧华，今天就没有你刘晓庆了。”原来，刘晓庆的母亲刘慧华、舅舅刘渝民当年都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的党员，舅舅是区委书记，母亲跑交通，兄妹两人都在沈醉的黑名单上。而继父冉昌儒那时是川东地下党党员，他的领导人就是那位著名的“双枪老太婆”。当时冉昌儒在华蓥山一带活动，公开身份是个有钱的医学院学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解放以后，刘慧华、冉昌儒选择了搞专业，在成都体院附中当了正、副校长。两人在业务上是好搭档，终于在生活中走到了一起。第二年，刘晓庆有了妹妹晓红。

    当一个花季少女骤然知道自己的父亲竟是继父时，那种心灵的震撼与冲击究竟有多么强烈，恐怕只有刘晓庆自己能说得清楚。这件事在刘晓庆心中投下的是阴霾还是阳光，也只有通过她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的种种表现来诠释了。

    幼年的刘晓庆并不好看，黑黑瘦瘦的。邻居们看到晓庆长成这样，都对母亲说：“还不赶紧给你女儿剃头呀，将来长大了嫁不出去她要怪你的。”母亲听从邻居和同事的劝告，咬咬牙拿起剪刀，在晓庆头上来了一个斩草除根。而不明就里的刘晓庆最怕的就是剃头。别的小孩子一头秀发，她们不剃，为什么我要剃？因此，每次剃头时她都像是赴刑场，捂着脑袋拚命地哭喊、反抗，一副留发不留头的气势。每逢这个时候，只有外婆有办法，因为外婆会讲故事。她和颜悦色地对晓庆说：“剃了头好，你不是要当花木兰吗？花木兰小时候就剃光头。”

    外婆这一招很灵，一提到当花木兰，刘晓庆的哭声便戛然而止，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任凭母亲大刀阔斧，一直坚持到最后成为小秃子。

    刘晓庆每次捂着光头走出屋子，总会有人投来惊异的目光。尤其是一些小伙伴，跟在她后边又喊又叫又跳，拿她的秃头开心。

    成了小秃子的刘晓庆，决不愿意成为同伙欺负的对象，为此她便要处处显露出与一般的小孩子不同，让同伴们对她刮目相看。

    久而久之，她成了一个处处“反潮流”，时时想造反，使父母十分头痛的“屡教不改的坏孩子”。

    那是她的思维方式，似乎凡是大人反对的她就想拥护，凡是大人拥护的她就想反对，越是禁止她做的事情她越是要去试一试。这样的思维方式，恐怕就是她反叛精神的初萌。

    母亲告诉她，在床上玩玩具的时候，不要把玩具掉到地下。她等母亲一转脸，便把所有的玩具都往床外一推，统统弄到地下。继父告诉她，蓖麻籽不能吃。她等继父不在时，便跑去摘蓖麻籽，拿了当花生米似的往嘴里塞，结果吃下后又吐又拉，险些中毒。在她家旁边有一个菜园子，里边种了许多萝卜，外婆叫她不要随便到园子里去玩。可这话好像提醒了她似的，等外婆一转身她便钻了进去，连挖带拔，糟蹋了好多萝卜，被人家“人赃俱获”……

    刘晓庆的父母对孩子管教甚严。对所有的课文，父母都要求她倒背如流。有一次让她背一篇课文《灌木》，文章枯燥无味。她被逼着站在桌子面前，背呀背呀，上下眼皮直打架，怎么也背不下来。但母亲拿着家伙站在旁边，一点也不可怜她。直到半夜，好歹总算把它背下来了，母亲才允许她去睡觉。朦胧之中她听到父母在商量，如果她不听话用什么东西打她比较好，做到既不伤皮肉又要让她觉得痛。刘晓庆听到这里气坏了，睡意全无，抓过母亲的枕头，先在心里喊了一句“打倒妈妈！”然后狠狠地在妈妈的枕头上吐了好几下口水。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虽然“丑小鸭”的经历和不知生父是谁的孤独使刘晓庆从小有了一份抹不去的自卑，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种心理上的磨难，铸就了她倔强不屈、桀骜不驯、你禁我行的反叛性格。

    离婚风波和《我的路》的发表，使刘晓庆迅速从一个知名影星变成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变成千夫所指的“坏女人”，这种遭际使她的反叛精神愈发昂扬。

    20世纪70年代末，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使得中国可以摆脱束缚轻装上阵进行改革开放，向世界打开国门，令社会全方位转型，上至政治经济文化，下至衣着言谈举止。经济的发展、国门的骤开、社会的转型给中国人展示了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