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亭县城到加茂镇的北懒下村，其实并不很远，但却需要走很长的时间。窄窄的小路在椰林里蛇一样地扭曲盘绕，还不时有岔道通往椰林深处许多个不知名的村庄。一路打听着来到北懒下村的时候，已过中午。

    在村里找到陈金玉老人那两间小屋时，她刚刚从地里回来，正坐在自家的屋门前，咬着手里的一颗青涩的果子。陈金玉老人穿着筒裙，赤着脚，在田里时脚面上被藤条拉开了一条口子，口子上贴着一片草叶止血。

    陈金玉那两间低矮小屋前放着自己的棺材，这口棺材是她在老伴去世的那一年和老伴的棺材一起打好的。陈金玉的老伴是在10年前去世的，她说老伴是自己这凄苦一生中最护着她的人。日本投降以后，刚刚从日军的魔窟中走出不久的陈金玉，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位当长工的农民，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他们相濡以沫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并养育大了五位儿女。

    十多年了，陈金玉的棺材就一直放在自己那两间小屋的门前。老人望着棺材说：想起自己经历过的那么多屈辱和至今自己仍在承受着的冤屈，有时就真想早些躺进去。

    身旁的棺材，使陈金玉的讲述有了更多凄楚的味道。因为没有油漆，又经十多年的风雨侵蚀，棺材看上去就像是一截腐朽了的原木，陈金玉不时地用手去抚摸它：“在这等我10年了，可心里的屈气还没出，我进去也没法瞑目。”

    在日军占领海南岛后，海南无数妇女即遭到日军的强奸、有组织的轮奸，甚至被日军以各种形式毫无人性的奸杀。人类战争史上最肮脏、最无耻的军妓制度，也在侵略海南岛的日军部队中普遍实行，海南各地被抓逼充当日军慰安妇的年轻妇女，与从韩国、朝鲜、菲律宾、日本诱骗而来的妇女一样，在遍及海南各地的日军驻地慰安所里惨遭蹂躏。

    1939年2月14日，日军侵占了海南岛南部重镇三亚。同年4月，驻扎在三亚的日军第六防备队开始对三亚附近进行扫荡，同时向藤桥、陵水等沿海地区进犯；4月底，藤桥、陵水先后被日军占领，并建立了据点。1940年5月15日凌晨，驻三亚日军派出多架飞机，对保亭境内进行轮番轰炸、扫射；第二天日军地面部队进攻保亭县城，并占领了县城。不久，日军先后在保亭境内建立了多处据点。

    日军占领这些地区后，便随即对这里丰富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采矿需要大批劳工，日军除了从其他占领区整批整批抓来劳工外，又把魔爪伸向保亭、陵水、崖县及三亚的其他毗邻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强征大批劳工，并从劳工中挑选出年轻貌美的女性编入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充当日军的性工具。

    当年仅在保亭境内被日军抓去充当“战地后勤服务队”的黎、苗族妇女就有20人。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妇女大多数已先后病故，至今幸存的已经很少，陈金玉、邓玉民、伍来春、黄玉凤、卓天妹即是其中的几位。

    下面是陈金玉、邓玉民、伍来春、黄玉凤、卓天妹等讲述六十多年前自己怎样被迫成为日军性工具的经过。在她们各自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有着不同性格的女性却有着几乎相同的受害经历，在她们的各自讲述中，日军的丑恶嘴脸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的讲述，铁一样地证明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女性进行性迫害的事实。

    卓天妹：我们家住在高子村，18岁那年，日本人到高子村抓人去修公路。那年我母亲去世了，三个姐姐也都嫁出去了，家里只有我和父亲。当时我父亲的岁数实在是太大了，根本不能去修公路，我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伍来春：日军侵占保亭县时，我是个17岁的姑娘。我家离县城只有5公里左右。日军在县城建立营房据点时，许多乡亲都外出逃难，我家无处可去，当了顺民。当时日军大量征集民工开路、架桥，还占用良田种水稻和烟草。被征集的民工很多，都住在工棚点里。男民工大部分劈山开路，少数种水稻、烟草。妇女负责插秧、锄草、收割或捉烟虫。我也被征去当劳工。

    邓玉民：1943年秋天，我和姐姐当了日本人的劳工，劈山开路，种烟草和水稻。

    陈金玉：1941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建据点的时候，我16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我被派去种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以为当了服务队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

    黄玉凤：1939年冬，日军飞机轰炸了保亭县城，轰炸了加茂镇。第二年春，日军地面部队从藤桥经布巾、芒三侵占了加茂，并在加茂河南岸建立据点。河的北岸是加茂墟，墟上也驻扎一队伪军，离我家毛林村不足一公里。

    日军为了尽早开通藤桥通向保亭县城的公路，就在当地大量征集劳工，修路架桥。当时我17岁，常替父母应征劳工。村里每轮须派5个劳工，4天换班一次，村小劳力不多，很快又轮到了。

    邓玉民：劳工里还有其他几个姑娘，日军监工看我们几个年轻姑娘长得好看，就指着我们对翻译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当天傍晚，我和几个姐妹就被翻译叫了过去，要我们搬到粮食仓库那边去往，工作是筛米和装袋。

    伍来春：我当劳工的第7天，记得是1940年5月，那天收工回住地已是黄昏，我洗完澡就到工棚外乘凉。四个像是出来散步的日军(日军据点离我们工棚约500米)看见我就指指点点、叽叽咕咕。

    黄玉凤：我干了几轮劳工，大概过了一个月。一天日军上曹检查劳工干活，发现了我，就向伪军赖进兴了解我的情况，当天就指定不让我回家。我又哭又闹，死活要回家。日军通过赖进兴威胁说，如果不听话，皇军是不会放过我和我的家人的。

    陈金玉：进了“战地后勤服务队”后，我就被安排去抓烟草虫。当时天天都有日军监工在监视着我们。在我当了服务队队员后的第7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饭，日本兵来到了我们住的工棚，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后，翻译就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着他们去。

    卓天妹：日本人把我抓去后，并没有让我去修公路，而是把我押到了位于祖关的军部里。在祖关的军部里，我和其他被抓来的姐妹们白天为日本人干各种杂活，晚上被他们糟蹋。

    邓玉民：搬下来第二天，翻译把我带到日军长官住房。那个长官翻译称他松木先生，松木说我长得漂亮，要和我交朋友。我听不懂他的话，经翻译对我说了，我也不明白他的意图，就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伍来春：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心里却特别害怕，就想赶忙回工棚里，但他们堵住了我的路。

    黄玉凤：日军上曹是驻加茂据点的小队长，我不懂他的名字，只叫曹长。自从他看中我，派我干的都是轻活。如锄草、捉烟虫，较重的工也只是筛米。有六七个姐妹也被挑来跟我一起。

    陈金玉：我一进房间，门就被嘭的一声关上了，我当时就被吓得叫了一声，结果挨了一个嘴巴子。

    卓天妹：被关在这里的其他姑娘都和我一样，她们也是附近各村被抓来的，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四五岁左右，其中有几个是黎族姑娘，只有三个是汉族妇女。我当时18岁，长得又漂亮，因此天天都要遭到很多日本兵的欺负。

    邓玉民：当时我刚过16岁，而松木看样子有40多岁了。那天傍晚，翻译官又来找我，说松木先生叫我去。虽然我心里非常害怕，但我也不敢不去。翻译官把我带到松木的房间后，叽叽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就走了。松木就拉我坐在他身边，才一坐下，他就把我抱到了怀里，我们苗族姑娘穿的是包襟长衣，没有纽扣，他抱住我，就用手在我的胸和下身乱摸乱捏。我很害怕，就拼命地反抗，但没有用，很快他就把我扒光强奸了。第一次被强奸，很痛，回来后姐妹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哭，也不敢说出实情。

    伍来春：工棚里的民工谁也不敢得罪日本士兵，我只好转身向西边小山上跑，没跑出多远就掉进一条壕沟里，还没有爬起身，几个日军就赶到跳进土沟里将我抱住，用手比划着不让我出声。他们4人紧靠着我，你摸他捏，摸遍我全身上下。过一会，其中两个折了些树枝铺在沟底，一起动手扒光我的衣服，把我按倒在树枝上……

    天黑了，我感到下身火辣辣地疼，想爬爬不起来，浑身酸软的，一直到觉得很冷了才慢慢穿好衣服走回工棚，到了工棚里，我只是埋头哭。

    黄玉凤：有一次曹长命令我，晚上陪他去河边，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反抗。就那天晚上，他在河边两只手抓住我的胸部使劲捏，最后把我按在沙滩上强奸了。自此以后，我就成为曹长的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