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夏天，北京的气温像往年一样的溽热难耐，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涉及当年570万年轻人命运的决策，如同地下滚热的岩浆，在平静的地表下奔涌翻腾。30年后，当笔者再次审视这段历史时，心底依然萌生出股股暖意，正是这项决策的确立，已经直接影响到包括笔者在内的两亿多年轻人的人生走向。现在各个行业的中流砥柱，因了这项政策，被赋予了振翅高飞、报效国家的机会。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封的记忆，把镜头摇到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

    1977年6月29日，太原。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太原会议前，教育部草拟的关于招生工作的意见，业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原则同意提交会议讨论。早在1971年，由“四人帮”控制，召开了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纪要》，认为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试图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恢复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重新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招生，显然阻力重重。因此，会议结束时，基本维持了前几年的招生规定。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提出：“今年先在少数高等学校进行试验，以便取得经验，明年推广。”“试招人数4000人至1万人，约占全国招生总数的2%至5%。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然维持了“十六字”的招生办法。关于文化考查，《意见》提出“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方法“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同时提出“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

    (二)

    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历经“三下三上”刚刚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对这些人的遴选，有三个条件：第一，参加会议的人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不能跟“四人帮”有关系。当时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容易，找跟“四人帮”没什么牵连的人也不容易。但是后来会议就开成了。那时候参加会的好多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都还戴着这样的帽子，都是知识分子。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等，会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说：“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会十年没有召开了，如果不是打倒‘四人帮’，我们也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各位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四人帮’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局面。会上真是太热闹了，大家畅所欲言，把真正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会场上有很多话筒，大家都抢话筒去说。

    在最后一天，邓小平做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前面几天，他基本上在听。偶尔他没有听清楚，他女儿邓楠就坐在边上帮他翻译，在他耳朵边上说几句。除了这以外他很少说话，主要是代表讲。

    查全性，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他知道虽然名义上高校从1977年以后恢复上课，也恢复招生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招生是根据所谓的“十六字方针”。虽然说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领导批准”，实际上就是一个领导批准，前面三句话都没有很认真地去进行。

    据查全性回忆，那时候学校里对于招什么样的人到学校来上课是完全没有自主权的，这样对教学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你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在8月6日的会上，查全性的发言做了认真准备，在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气愤地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恢复高考。”

    查全性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说：“高等学校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

    查全性说：“今年还来得及。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是关系几十万人的问题。”

    刘西尧坐在邓小平的边上，中间隔了一个座位。邓小平扭头，用浓重的四川话问刘西尧，“你说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邓小平又接着追问，“报告送出去没有？”

    “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来。”

    小平同志一挥手说，“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话音刚落，与会代表就热烈地鼓掌。刘西尧事后回忆，这好像是全场第一次鼓掌。

    在8月8日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把锋芒指向“两个估计”，尖锐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并且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说：“一个是高等学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教育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