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聚拢和操纵中央权力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治四年(1865)三月，他遭到了疑心日重的政治盟友免去一切职务的处分，包括拿去议政王的头衔。

    慈禧太后处分奕��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信任亲戚”，但此时奕��的老岳父桂良已死，其他人形不成什么政治对抗能力，此条指控比较牵强；二是“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慈禧一方的判断失误，因为奕��不想当皇帝，用尽全力支持汉将剿匪乱，自己又苦撑办洋务的艰难时局，不可谓不鞠躬尽瘁。

    对于这样一个深重的误会，皇室与廷臣同时劝解，先后有惇亲王奕、醇郡王奕 及通政使孙翼谋、内阁侍读学士王维珍、给事中广诚等上奏，恳请继续任用奕��。慈禧虽然位居实际统治者的地位，毕竟才三十岁的年纪，阅历不深。也就是说，这一次出手过急了。在众臣的压力下，她只好恢复奕��最重要的职务即管理总理衙门大臣并“仍在内廷行走”。奕��入宫谢恩，一如他在兄灵前震天的痛哭那样，这次又放声痛哭并承认了慈禧此前所有指责。

    慈禧因见过奕��的政治表演技巧，不敢轻信判断这次的痛哭是不是委屈的宣泄，不得不拿出嫂子的威严，说：“你是皇帝亲信的重臣，与皇室及国家共命运。所以，对你期望殷切，就不得不在责备之时用词严厉。你仍承担军机处的领导工作。”

    不管怎么样，奕��的两项最重要权力在短时间内恢复。但是，他确实比原来谨慎了。在他侄子同治皇帝亲政的第二年(1874)，给了他一个象征性的处分，他没任何辩解地接受了。

    小皇帝找的理由几乎不成立，说什么“召对失仪”。臣下再尊君上，奕��也是小皇帝的长辈呀，再说经历九年前的那次处分，奕��再也没什么“狂傲”之处了。

    欲加之罪，不怕没借口。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借口，四十二岁的六叔被十八岁的皇帝侄子给绊了个大跟头：爵位由亲王降为郡王，并夺去他长子载澄承袭的贝勒爵位。

    对于儿子这个过火的举动，本不再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于第二天马上出面干预，谕命“复亲王世袭及载澄爵”。小皇帝的权威受了挫，但不是他六叔的原因，而是毛头小伙子的失误。毛头小伙子还没来得及以适当的方式纠正自己的错误，或给六叔一个什么安慰，就死在了天花病上。当时的医疗水平尚无法有把握地治好天花病，所以不管你贵为皇帝还是贱为乞丐，得了这个病只有安下心来等待死亡与生存的随机结果。

    对于慈禧太后立醇亲王的儿子为新皇帝，奕��没有丝毫反对意见，至于太后重新垂帘听政，他也只有赞同的份了。

    小皇帝是奕��的侄子，也是他“年轻的老嫂子”慈禧太后的外甥。光绪皇帝登基之时(1875)才五岁，比他的叔伯哥哥同治皇帝的登基时的年龄还小一岁。光绪皇帝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借着四十岁寡妇姨妈的权威，小家伙幸运地成了皇帝。但是，这对于整个爱新觉罗皇族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灾难。对于奕��本人也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因为虽然他没心思当皇帝，但他的儿子们按辈分与已故皇帝血缘的远近关系是有资格继承皇位的。

    没有人能阻止这场政治灾难的发生，只希望它别再往坏处发展就是最好结局了。面对这一尴尬状态，光绪五年(1879)，一位叫吴可读的御史以生命为代价，做了一次努力。

    有进士文凭的吴可读是个正直的人，因言论过激曾受过降二级的处分。光绪五年(1879)，同治皇帝的寝陵(名惠陵属清东陵系，在今河北遵化县)完工，尸体要安放进去，即“奉安惠陵”。吴可读申请参加安放礼仪，得批准。在回程的路上，走到蓟州(今天津蓟县，在北京东偏北，河北遵化西偏南)，一行人在废寺中过夜。夜间，吴可读悄悄找了个地方去上吊，可能由于绳子不太结实的缘故，没吊死。而后，他又将已准备的毒药放入口中，为一个重要事件拉开了序幕。

    吴可读衣服里有一封遗书，遗书写得很长，但意思却很简单：要求小皇帝一旦生了儿子，就过继到死去的叔伯哥哥同治皇帝的名下。这种行动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尸谏”，进谏者百分百地能青史留名。

    表面看来，这个事情并不复杂，但含义却非同一般。其一者，限制了慈禧太后随便生出废黜小皇帝的打算，即便废掉，也得由名义上是同治皇帝的儿子而实质上是光绪皇帝的儿子来接班；其二者，让皇位的传统固定在醇亲王这一支系上，也就是说慈禧从咸丰皇帝的一系突然转到醇亲王一系的处理，只有算个特例。

    慈禧太后也没法对吴可读的尸谏不认可，而其中最妙之处就在于有效地限制了恭亲王一系的夺权欲望。所以，就有了给吴可读比正常死亡多给丧葬费的荣誉表彰加实惠的“优恤”。最重要的是大臣们对吴可读建议一致通过，即“遂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后，无异议”。

    六十八岁的吴可读久历官场，可谓老谋深算，为了表达他对洋务的反对意见，在遗书的最后，他放了两支暗箭，说：“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余。”

    老家伙的“尸谏”也为自己带来一时的盛誉，他儿子吴之桓按他写的家事遗书上的要求，所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把他埋在了蓟州。首都北京的人民也大受感动，将他居住在城南的旧宅改成了纪念馆，来敬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