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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以帝王近支两大权力家族共同辅佐幼主的政治形式，皆可称为“共和”。最初的“共和”称法，发生在公元前841年，西周厉王时代。周厉王叫姬胡，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厉王止谤”，即不让百姓议论国事的那位国王。在西周十二主中，他是倒数第三位。他被百姓流放以后，周公与召公二人(也即两大家族)主持国家政治事务，史称“周召共和”。
两千七百多年后，中国的“共和”形式变成了奕䜣和慈禧的“叔嫂共和”。不过，叔嫂共和的基础远没有周召共和那样牢靠。虽然说除掉了得不到朝廷官员多数支持的肃顺集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叔嫂共和就有天然的合法性，一句话：它远没西周的共和那么经典，况且它还是“一叔两嫂”制呢？其次，慈禧脑袋里充满了“奕䜣并不可靠”的印象，她与慈安太后联合奕䜣只是权宜之计，并非真想“共和”多久。
不用慈禧本人表示什么，首先是奕䜣自己心中有数，他要把话说到明处。一者，家族关系上是他嫂子的慈禧太后，方才二十六岁，比他还小三岁呢！火气正旺，一个不到三十岁就寡居的女人的脾气肯定不会温顺得像一头驯鹿，她随时会像一只饥饿的母狮那样，要吃人的。第二呢，自己这一支在皇族“奕”字辈最厉害，树大招风，也不知道七弟醇郡王是怎么想的。所以，在他获得议政王(领双王俸禄)、军机大臣、右宗正(仍主管总理衙门)，以及负责神机营等重大职位之后，即政变的八天后，他立刻上奏，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因位高权重而“挟天子令诸侯”。正如他在热河行宫哭亡兄的高超表演一样，这时说得更真诚。应当说，这份真诚几乎少有表演意义，而是真的要让朝臣对他全力支持，让慈禧太后这个年轻的寡妇对他放弃戒心。
人到了权力核心，其实也等于进了权力旋涡，弄不好，会连命都丢了。难呐！
他在上奏中说(今译)：
“臣我本是不中用的材料，只不过是在血缘关系上同先皇最近而已。又蒙皇上您和两宫太后的信任，才不得不担起重任。在政治事务中，凡有安国家利社稷的事情，我一定竭尽全力、秉持公心，与诸大臣一起办理，以对先帝在天之灵有告慰，回报两宫太后信任我的深恩大德。但是，官职高了，责任就重大，并且朝廷内外正值多事之秋，我也很担心自己的见识偶然有达不到的地方，导致贻误国家的严重后果。臣我虽然不敢贸然谦卑回避，但又怎么能认为自己在重要职位就一定胜任呢！经过再四(而不是再三)的思考，我只好呼求皇帝，俯察受朝廷重任给我带来的惊惧之情，下一道明诏，让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对于目前中央在用人是否贤明、行政是否公正，一定要发表各自的看法，据实汇报，以使我能够折衷而采用。”
慈禧太后看得清楚，她知道小叔子的心思，在目前必须利用他的格局下，也必须稳住他。所以，她马上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安抚奕䜣，并借此向朝廷内外宣传(今译)：“恭亲王的贤能及与皇帝的亲属关系，没有哪一个大臣比得了，这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事情。我父亲在位时，就曾经特别拣选他办理国务大事，深为信重。去年，首都及附近发生变乱，也是依赖恭亲王留京处理，使事情得以妥善而无后患。我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谨循家法，给恭亲王以议政王头衔，并赋予管理朝政的重任，实在是体现了我父亲的深谋远虑。”
真是“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但“会说的不跟会听的”。你想啊，咸丰皇帝对异母弟恭亲王是十分有戒心的，曾在咸丰四年(1854)借故给过老六以“罢军机大臣、宗令、都统”的处分，何来“深资倚畀”(深为信重)？还有，咸丰皇帝临死时口授八大臣辅政名单，其中没有恭亲王，何来“贻谋”之说？如果确实有此“贻谋”，那就恰恰相反，即用八大臣的联合力量压制老六，免得他篡了自己儿子的江山。
政治，这东西不靠说谎是一天也生存不下去的。在另一端，为了防止一些迂腐的大臣顺杆爬，以至于盲从于恭亲王，很快，慈禧太后又以小皇帝的名义发诏，明确了双方的权力边界：“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著仍书朕字。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这里的“中外”不是中国和外国，是指朝廷内外，即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官员。
恭亲王有了被追加的亡兄的“深资倚畀”，也就不在乎后来的文件怎么划分中央核心权力了，反正自己不想当皇帝，好好干事儿就是了。一向谨慎的恭亲王果然伸开手脚，大干起来。
第一步，改组军机处，把它落实为有实权的机构；第二步，强化总理衙门的职能，把它由临时的外交部改造成不可动摇的对外交往的中枢机构。
军机处，原来也是个临时机构，机构人员也无定数，一般情况下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人组成。军机大臣的正式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大臣上行走”，听起来很别扭。还有，刚到军机处的大臣，不管你原来职务或爵位多高，都给加上“学习”一词，称为“军机处学习行走”。质而论之，它也是一个由临时机构演化而来的部门。雍正晚期，大清帝国西北屡有重大军事行动，为了防止军事机密被朝廷的高官或其他爱议事的大臣泄露出去，雍正皇帝专设军机房。军机房稍后改名为军机处，只有少数被信任的大臣才得进去，称为“特旨召入”，以讨论重大军事问题。简单地说，这个机构只负责谋划，不负责执行。
根据“中外多事之秋”的判断，恭亲王奕䜣迅速把它改为议政与执行功能合一的机构。对于旧有的各军机大臣，除了资历深重并无条件支持自己的文祥之外，其余全部赶出去。同时，将自己岳父之一的桂良拉进新班子。他任用桂良也不只凭着亲戚关系，甚至说这一层不太重要，而是桂良的政治观点和他一致，主张大办洋务。更重要的是桂良的资历完整：在地方上，任过湖广、云贵、直隶总督；在中央，任过吏部、兵部的尚书，并被拜为文华殿大学士。
虽然说桂良进入军机处一年之后就死了，但奕䜣的权力平台却搭建完成。其余人士如兵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左侍郎宝鋆、军机处学习行走曹毓瑛，皆与奕䜣政见一致。此中尤以官阶最低的曹毓瑛为最有政治预见力，因为在肃顺与端华炙手可热之时，他“独不附”。此外，他的才能也非常杰出：学历低，没考上进士，从七品小京官干起，分析时局头头是道，深得咸丰皇帝信任，他的用人之论也被传为一时名言。他说：“军旅大事，患在信任不专，事权不一，古来良将，率以掣肘不能成功。”
按他的名论来看，新的军机处是要大干一番，不要掣肘的。在强化总理衙门的举措中，其重要组成人员往往有双重身份，在十人的班子中有四人身有军机大臣的职衔，其为奕䜣本人以及桂良、文祥与宝均。
总理衙门最初设置成部际委员会的形式，是要在处理完特殊时期的外交事务，予以撤销的，即“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在奕䜣看来，这个说法只能是对旧制的一种梦幻般的希望，或者仍是亡兄当年面子上的事情。现在，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对业务上重叠而职权上又互不隶属的南北洋二大臣的任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让二者完全听命于总理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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