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鲁学”一直享有“显学”的至高学术地位。但是在作为显学的鲁学研究中，却很少涉及鲁迅的经济生活背景。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他们内心，大都懂得钱的重要性。

    我持续20多年的研究阐明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鲁迅的稳定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法西斯文化围剿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鲁迅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经济自立，是鲁迅坚持“韧性战斗”的基础。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

    从小就在语文课上学习鲁迅。老师说：“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心目中，他身着朴素的中式长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围巾，一年四季穿一双黑帆布面胶底鞋。乱蓬蓬头发很长也不剃。听老师说，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邀请鲁迅在大饭店赴宴，西崽竟然看鲁迅衣衫朴素而不准他进门！许多回忆录记载：鲁迅虽然生活简朴，却节省很多钱支援革命。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25岁的我，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不发工资，每月仅15元人民币的最低生活费。身披无产者的劳动服、头戴资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马活、吃猪狗食之余，还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休息瞪着双眼就想看书。当时只准学“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农场还有一套《鲁迅全集》，这是作为革命文献发下来给群众轮流自学的。

    我这个“专政对象”，当然在传阅“革命文献”方面最靠边站。《鲁迅全集》前几卷精彩的部分，如《呐喊》、《彷徨》等，都被“内部矛盾处理”的别人抢去看了，连《两地书》、《集外集拾遗》都轮不到我，读书预备队排得挺长挺长……，只有那上下两册簇新精装的《鲁迅日记(1912—1936)》谁都翻了翻也不愿过目，扔在角落里。好罢，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学这冷而又冷的《鲁迅日记》罢。沉沉的两大本，厚厚的千余页。那是多么枯燥、琐碎、繁复、乏味的流水帐啊！记得鲁迅自己描述过：

    “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圆……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

    但是，旗手的帐，总不能算作“变天帐”罢。

    百无聊赖之际想：好罢，我正好是学数学出身的，就来查查鲁迅的帐罢。“中国文化人经济状况”的自选研究课题，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首先注意到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每年日记后面都专门附有一篇长长的“书帐”。从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零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帐(每本日记一篇)，共计购书9 600册，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 900张，真是洋洋大观！一看书名就像翻开菜谱一样：那都是很好的书，其中有许多很珍贵的书！这是我最羡慕的！

    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更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席……。但那么大的开销，需要多少钱啊？

    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我在牛棚里，没有钱，才懂得钱的重要性。鲁迅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挑明——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全集》第1卷第161页)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太费事了！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干这样的傻事。我庆幸“十年浩劫”没有白过，收获之一就是算清了鲁迅24年零8 000多天的帐。他的钱来自下列四方面：

    (1)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多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洋；8—9月，每月“半俸”125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银洋；

    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洋；

    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洋；

    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洋。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一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洋。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2/3即平均月付200银洋左右。

    (2)教学收入

    五四运动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六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其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