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冬天，杨振宁从美国回返北京定居，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在那里做研究工作，准备开始丧妻之后的晚年生活。没想到一封信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杨振宁：

    2004年初我到香港。唉，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她从广州寄到美国，我美国的秘书把它又转到香港。它上面是，因为我们好几年没通信了，她把她的电话写上了。所以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后来她来看我，以后我们交往了一些次，所以最后在2004年年底结婚的。

    曾月丽：

    杨振宁口中的她就是11年前，他和妻子杜致礼到广东汕头大学参加国际会议时，负责接待他们的小姑娘——翁帆。那时的翁帆还只是汕头大学一年级学生。两人再度见面时，翁帆已经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英语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虽然彼此两人年龄相差半个世纪，翁帆的出现对杨振宁犹如上天赐予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杨振宁：

    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是实在十分幸运的。今天，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当然一个人，结婚了很多年，年纪大了，配偶不在了，是非常孤独的。另外一方面，虽然翁帆也给我很多照顾。我跟有些新闻记者说，说你们现在见我走得很快了什么的，可我今天跟十年以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慢下来，慢下来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知道，他假如走得太快，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反应会不够快。现在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拉着她的手，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安全感。这个当然只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信号。事实上对于我整个人生观，都因为来了翁帆，有一个转变。

    曾月丽：

    当你告诉你的孩子，你要结婚的时候，孩子们怎么说呢？

    杨振宁：

    哦，他们说爸爸所认为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他们没有异议的。唉，我想这点我也比较幸运。我知道像这种情形，两方面的家庭，含括父母、兄弟姊妹等，假如有孩子的话，情形会很复杂。我们的情况一切都很简单，很顺利。

    曾月丽：

    当你决定跟翁帆结婚的时候，你花了多少天的时间去考虑，尤其因为你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做这样的成为大家免不了要谈的一个话题，那个时候又是怎么一种压力呢？

    杨振宁：

    我想主要的问题，是我不在了以后，将来是要变成一个什么状态。不过，翁帆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也对前途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不可避免地要传出去，而且传出去是会有一些不高兴的反响。不过，我们没做统计。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的报纸上、杂志上和网上的评语都是正面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负面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曾月丽：

    今年初，杨振宁和翁帆联合在一份周刊上发表反驳文章，引起瞩目。一名署名平路的女作家的文章令他们动了气。

    杨振宁：

    她是指了我们的名字讲的。她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非常不赞成。这个不赞成，我还可以理解。可是她用了非常尖刻的话在骂我们。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子，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我记得我们是说，平路女士整个的文章所缺少的是阳光、是希望、是同情、是爱。后来，她又有一个文章，我们就没有再理了。

    曾月丽：

    世俗人对忘年之恋毕竟是充满好奇的。

    任凭旁人的注视，在公众场合里，杨振宁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而翁帆则似乎还在学习应对不同地方环境的接待。

    翁帆：

    可以说现在比较适应了，不过还是有时候不习惯，比如说，这么多记者围着我们。

    曾月丽：

    在你结婚之后，你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怎么样呢？

    翁帆：

    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以前我是一个学生，我的环境非常简单，只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经常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开会。

    曾月丽：

    你觉得你跟杨教授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共同点呢？

    翁帆：

    我觉得我们比较共同的就是，我们比较真。就是，我们不会很虚假地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一些很虚假的话。

    杨振宁：

    跟她结婚使得我的生命里有了一个延续。而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很好了。当然永远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的身体要发生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不过当然活到90多岁的人现在也很多。照我目前的情形看的话，我想五年之内不出毛病，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我就拿这个来做我们日常的希望。

    曾月丽：

    受访那天，杨振宁穿上了一件粉红色的上衣，精神很好，谈了半个多小时。他坦诚地面对提问，就像他坦然面对他自己的婚姻决定一样。一个敢于推翻科学定律的人，确实是有勇气去突破一切既定的观念，从而获得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