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可不做父亲”

    记者：作为父亲，给女儿写这样一本书，在很多地方惊世骇俗。鲁迅在上世纪初有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你是怎样的父亲？

    王朔：我觉得，我当然觉得我做得很不好，其实我真没想过怎么做父亲，假如让我选择，我宁肯选择不当父亲。

    我曾经以为好像知道自己是谁，给我女儿将我们家故事写到笔下，才发现压根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甚至连我是什么种族也搞不清楚，连我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好多事情不知道，而且往回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原来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地老天荒就住在这儿的。

    我想跟她说的其实也是这个，因为她后来到国外去念书，也面临很多文化困境。我们经常讲的东西方文化困境。我很心疼她，我还是那种古老的观念，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家庭，小孩子不应该背井离乡去外国读书，那不是一种发达、可炫耀的事儿。另一方面我觉得那困境——反正已是既成事实了——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你认为它不可逾越，它就不让你逾越。不让出身成为孩子成长的累赘我觉得这是我做父亲的义务，不是教育她的意思，只是想告诉她好多格言都是错觉。

    现在写作更加自信

    记者：你现在的创作应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自主意识更强了，是否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更自信了？

    王朔：当然有变化了。其实是更自信了，就是我原来老实说是要照顾读者，就是有包袱必把包袱给抖了，追求效果甚至不惜破坏节奏，就是话都说得特别满。因为你把话说得满了，很多其实不属于这个故事的话，花哨的东西，就加了色儿了，很多读者会给你廉价的好评。觉得逗读者乐特别有意思。

    可那么写的时候，老实说你写作的动机就不真诚，写写就不真诚就变得油滑了。后来，当然也跟那个时候写作的目的不一样，那个时候还是沽名钓誉，不是说现在不沽名钓誉，就是说那个时候主要目的是沽名钓誉，效果是重要的，自己不重要。写这个的时候是当不发表写，写得就不一样了，再加上有了罪恶感写和没有罪恶感写，跟以前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他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停留在生活的印象中

    记者：你是否感觉你现在怎么写，写什么都能成？

    王朔：我现在在写的时候也有自由感了，就是，这其实跟追根有关系，就是追到根上再往回写，特别好写。之前假如停留在生活的印象中写，写写就收不起来，就会出现好多廉价的感慨。

    你要跟别人一样、相似的话，就会打击自己的自信。说实在的，在写这书的时候都算在认识的过程中，但比过去的认识深了，处理的题材还都是这类题材，个人生活有什么区别呀，都在家呆着呢。

    我这书是写给女性亲属看的，女儿嘛。希望读者，有相同经历，心路的，是五、六、七那三个十年代的，上世纪。八九以后的想看，上世纪的，也不反对——是女的就成。我认为女的比较关心人、本身的潜在可能，能聊到一块去。男的分工好像是管物质交易、社会关系那一部分，所以特爱比较价格，分高下，什么都放在一起比，特讨厌。我们这里是聊可能性，潜在的，本来就闹不明白还没到可以拿来交易的程度的东西，男的插进来猛一听经常听不懂，还得装什么都懂，比谁都懂，就他懂就他对，知道好歹例外，傻精傻精的一个个的在我看来。

                                                 ——《致女儿书》王朔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