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共同的，但家里的许多内容，却是“产权明晰”。各自的存款，各自的电脑，各自的私人空间……在这样一个情感股份制公司里，我们作为独立股东存在。

    以现在的眼光看，祖父母的婚姻，是一场典型的买卖婚姻。用五块大洋、十坛酒、两匹布，换取一个年轻女子一生的幸福。

    骑在毛驴之上罩着红盖头的祖母，心里有那么一丝恐惧和惊慌。可像村子里其他姑娘一样，她知道这是必经之路。祖母对未来的全部了解，仅仅来自娘的絮叨：一个殷实人家，一个健壮实诚的汉子，一些年幼的弟妹。

    祖父是一个慈眉善目、性情温和的男人，可他并不合适长子的角色。除了喜爱那些书角翻卷的线装书外，他既感觉不到家族的破败，也对家里的大小事务缺乏兴趣。他坐在院子里摇着扇子翻动书本，孩子们满地乱跑，祖母满身泥土地跟着工匠和泥搬砖，赶在夏季的暴雨来临之前，把漏水的屋顶彻底翻修一遍。

    担子全在祖母肩头。她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婚姻，一切都理所应当，都是她必须的付出。如果当年那头驴把她驮到另外一户人家，她也不认为生活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她不过是家族延续中一个细小的支脉，其原有的姓氏根本进不了家谱。

    不管在外人眼里，还是祖母心里，“当家的”都是祖父。虽然他无所事事，可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依靠。这依靠很快就随着祖父的突然离世而轰然倒塌。悲伤来得猝不及防，又很快就在重压之下变得麻木。六七年的婚姻，留给祖母一个新的姓氏，几个儿女，三间瓦房，漫长而孤独的寡居岁月。

    从父亲去省城读书的那天起，祖母就在琢磨父亲的亲事。她相中了一个女孩子，父亲儿时的伙伴。祖母不认为这是包办，两家人知根知底儿，两家孩子也打小就认识。女孩子喜欢父亲，有事儿没事儿地就来串门，帮祖母打扫院子做针线。她的健壮、能干、好心地，很得祖母欢心。

    当父亲以“没有共同语言”为由拒绝这门亲事之时，祖母黯然神伤。她赌气将儿子赶出门，倔强的儿子竟然也就一去不返，大半年时间没回一次家。最终，祖母托人带话给父亲，让他带他的女同学一起回家。

    祖母只看了母亲一眼，就认定父亲会跟她受苦。眼前的这个女学生，肩不能挑背不能扛，连饭都只能吃那么一小口，能行吗？成家，不就是两个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洗衣做饭养孩子，不比识文断字重要？

    祖母的反对只能为父亲的爱情增加某种浪漫色彩。他义无返顾地带着母亲领回了结婚证。在单位分的一间小平房里，两张单人床并为一张。父亲给母亲买了身新衣服，母亲用自己攒的一点儿钱，替父亲偿还买自行车欠的债。从此之后，他们的工资成为公用，他们所有的财产，就是屋里目光所及的一切。类似集体主义的大家庭，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