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围绕着观看一项爬绳比赛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当西方在如火如荼地举办世界范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中国正在做着什么呢？1896年，中国正处于清代末期，送达清廷的奥运请柬，至今也是一个不解之谜。

    关于中国与第1届奥运会的渊源，有一则流传民间的笑话颇有意思。传说中，中国当时派去希腊奥运会一个代表团，李鸿章任团长，运动员包括一名撒鹰的、五个天桥玩五彩戏法儿的、一位戏班子的武生。结果，那位撒鹰的在100米跑中突然将盘在头上的辫子甩出终点线而一举夺魁，五个变戏法的人把一个篮球变得来无踪去无影，让场上对手莫名眩晕，找不到方向，寻不着篮球，最终神奇地成为了篮球金牌得主，京剧武生上场一个“小翻儿”冠压群雄，夺得了跳高第一名。领奖时由于清朝没有国歌，便以京剧锣鼓点子替代，戏剧音乐在赛场回旋了2个多小时之久……当然，这些都是稗官野史，只能私下把玩。但是，从中也能看出人们是希望中国曾经参加首届奥运会的。“奥林匹亚——我能比呀……我能比呀”这句谐音寄托了多少中国人心中的豪迈之情，我们更希望中国真的曾经参加第1届奥运会，并且拿回许多奖杯。究竟中国有没有参加在希腊雅典举行的第1届现代奥运会呢？

    颂歌高唱，礼花绽放，万羽和平鸽展翅四方，欧洲11国和美国、澳大利亚的选手拥入白色大理石浮雕装饰着的椭圆形运动场。这是1896年4月6日，希腊雅典，第1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人们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代表，没有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国际奥委会难道把遥远的东方忘记了吗？究竟中国，也就是当时的清朝政府有没有收到来自希腊第1届奥运会的邀请函？当时主宰清廷的慈禧有没有派体育代表团前往雅典？如果收到信函，派出运动员代表团参加了没有？直到今天，这些还是中国走上奥运路途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斯芬克斯之谜呢。

    1894年6月16日，国际体育大会在巴黎召开。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而据阮尉村著《中国田径小史》记载：“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发起人顾拜旦（任第1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致函清朝政府李鸿章，劝说我国参加首届奥运会……雅典奥运筹备会亦曾于1895年8月16日通过各国大使馆转发了邀请书。”当时中国已在法国设有领事馆，这说明首届奥运会曾经邀请我国参加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当时的清朝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不知奥运会与田径为何物，未予理睬。这是一种解释。

    然而，“李鸿章不知‘田径’为何物”的说法也值得质疑。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倡导了“洋务运动”。他于1881年，操办成立的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中，就教授学员们足球、拳击、体操、跨栏、跳高、跳远、游泳等项目。所以，如果说19世纪90年代，中国朝野上下不知奥运，可以理解，但若不知田径为何物，不禁有些夸张。

    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博物馆中，并没有找出这封邀请函。为什么？大约在光绪末期时，清廷接近分崩离析，管事太监见内阁大库空间有限，便将所有文件放置室外，遇纸张类，做废品处理——拿去造纸；遇书卷类，重新扔回库内。后来，有人及时制止了太监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将所有剩余文件清点完毕，装满800多麻袋。这就是中国档案史上著名的“800麻袋事件”。也许，当年的邀请函已遇难，被太监们送进了造纸厂。但如果邀请函能在“800麻袋事件”中逃过一劫，1900年左右义和团大闹京城时也许就在劫难逃了。当时，紫禁城附近的清朝各衙门均已被义和团占为军营，各衙门里的文件、公文，凡是纸张类物品，都被义和团拿去烧火做饭了。而在当时，那份邀请函有可能被存放在主管外交工作的总理衙门，不知道哪位义和团“è民”着急吃饭，把邀请函当做柴火用了。而1896年出版的，收藏在希腊的国际奥林匹克学校的雅典奥运会报告书中，也没有找到有关向哪些国家发出邀请的明确资料。因为邀请函至今没有现身，斯芬克斯之谜也就悬而未决了。

    另一种看法认为，“1896年奥运会曾邀请中国参加”值得怀疑。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在19世纪，他的很多观念因受“欧洲中心论”影响，掺杂着种族优越感。在顾拜旦的心目中，当时的世界分为三个部分：欧洲大陆、大不列颠和北美洲。

    1896年第1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组委会主席、希腊王储康斯坦丁王子在致辞中表达了“我们使文明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愿望”。而这些文明人来自希腊、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智利、丹麦、法国、德国、大不列颠、匈牙利、瑞典、瑞士和美国13个国家。

    为什么当时世界上为数众多的殖民地国家无一参赛？因为当时主宰奥运会的观念里有“文明人”和“野蛮人”的界线，尽管在1896年，中国并不是完全的殖民地国家，但可能被划入未开化国家之列。再加上在顾拜旦的“世界”观念里只有欧洲和北美，顾拜旦本人是否真正愿意，抑或顶住压力，邀请中国参加首届奥运会，实在值得怀疑。

    另外，中国的近邻日本直至1909年才第一次接到奥运会的邀请函。在此之前，日本对西方开放的步子比中国快，同西方交往也较中国频繁。1896年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若邀请中国而对日本置之不理，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

    如果大家对这件事还有兴趣，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有个名叫施阿兰的法国人，1894年至1896年期间，任法国驻华公使，他曾写过《使华记》一书，主要记载他在中国担任公使的经历，书中记录的事情基本发生在1893年至1897年期间。从程序上看，当时的奥运会邀请函应由施阿兰转交李鸿章。可是在《使华记》中，施阿兰对此事只字未提，“甚至全书中没有一件和体育有关的事情”。为什么？施阿兰对体育不感兴趣，还是邀请函压根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