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局把这7个方案分析、汇总之后，最终拿出了一个“四建筑方案”上报：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不料，这个方案连北京市委这一关都没过去，问题就出在了大剧院的位置上。

    在规划局的这个方案中，国家大剧院恰好是大会堂的“对门”。据说，方案向市委汇报时，时任市政府秘书长的贾星五就明确表示：“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很快，规划局便接到正式通知，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

    大剧院的意外迁出，倒使广场内的建筑布局逐渐明朗了起来：西边安排万人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则合二为一，放在广场东边——今天人们提到天安门广场，总爱说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来安排的，然而遍查当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思路曾经影响了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左祖右社”的布局，更多是有赖于大剧院的“成全”。

    “下一轮设计，我希望看到广场基本成形。”周恩来明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1958年的9月底，距离10周年大庆只剩下整整一年。

    除了定下“左祖右社”之外，大会堂与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占地面积有多大……都还是未知数，“成形”又谈何容易？

    此时一个意外发生的小插曲，却在无形中“逼”规划局划定了广场的建设用地。

    北京道路的一大特点就是东西向干道多，南北向干道少。据说，天安门广场在规划之初，曾经想打通南池子和南长街的延长线，向南一直与前三门大街连通，避免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变成市中心的交通枢纽。且这两条线打通后，大会堂和博物馆背后就有了环绕的道路，遇到重大活动时也便于疏散人流。

    不巧的是，1958年公安部的新办公楼刚刚落成，这栋大楼正好“压”在南池子的延长线上。9月底，万里在一次理发时遇到了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没等万里说出北京市的想法，罗瑞卿就“先发制人”笑着说：“你拆我的楼也可以，但是我有意见。”万里怎样去调和矛盾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一直到今天，南长街的延长线也没被打通。而广场东侧博物馆的建设用地，就只能从公安部的西墙外开始划起了。

    广场500米的宽度早已确定，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区区140米，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为求对称，西侧的大会堂也照此办理。两栋建筑就此确定了建设用地规模：140米×270米。

    在这37800平方米的土地上，究竟将出现一座怎样的建筑？参与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师们发挥了无穷的创意，有采用中国传统琉璃瓦顶子的，有采用攒尖顶“大帽子”式的，甚至还有很超前的设计，把大会堂设计成了完全透明的一个“玻璃盒子”……

    与“百花齐放”的外立面设计相对应的是，在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建筑师们被死死钳住了手脚。

    从初稿到定稿，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足足进行了7轮评比论证：叫大家来的时候只说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5000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中央“咬”得很死。

    7万平方米，就算只做一个万人大礼堂，平摊到每个座位也不过是7平方米的面积，尚且不及平均每座13平方米的首都剧场，更何况还要建大宴会厅和常委会办公楼呢？建筑师们都说，大会堂的设计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戴着镣铐跳舞”罢了。

    果然，大家“精打细算”做出来的设计受到了外交部礼宾司近乎刻薄的批评。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把国宴场所搞成了“大灶食堂”。另外，从大会堂正门一进去就是万人大礼堂，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有失庄严隆重的气氛，“像电影院，不能用”。

    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到1958年国庆节，10年大庆进入一周年倒计时的时候，“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万人大会堂，依然没有一个成形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