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2年初的隆冬季节，宋将岳飞遇害于风波亭。这一悲剧使他本人成为汉民族主义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后赢得了仅次于关羽的战神般的地位，并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对立斗争的神话。这给很多人一种感觉：假如当初朝廷公正，这样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岳飞之死之所以成为悲剧，乃是因为它不可避免。

    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

    几乎所有岳飞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当道，岳飞冤死，本来宋军是可以收复中原的。这也是后人怀念、推崇岳飞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设。其中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岳家军在朱仙镇大捷后，迫于十二道金牌而放弃经营中原。

    邓广铭早已证明：朱仙镇以五百骑兵败金军十万、十二道金牌等均非史实，而是岳飞之孙岳珂虚构出来的。岳飞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实际上夹杂进了很多汉族人因愤懑而未能满足的愿望。

    但历史事实往往更严酷。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确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战果其实颇为有限：如颍昌之战金军参战有3万骑兵和10万步兵，而宋军的战果是杀敌5000，俘虏2000多，缴获马匹3000多匹；郾城之战宋军对阵金军1.5万骑兵，战果仅夺得战马200多匹；小商河之战杀敌2000多。以上还是宋朝方面的记录，当时国史大抵夸胜讳败，不可尽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记录，看起来金兵的损失也远未达到丧失反扑能力的程度。

    而更困难的在于收复失地后能否长期坚守。中原地势平坦开阔，最能发挥骑兵优势，而不利于步兵守卫。宋军几乎90%都是步兵，这在冷兵器时代与骑兵对垒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之一。所以李纲才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当时宋军约近20万人，而其中大部分战斗力远不及岳家军，要靠这支军队在野战中彻底击败金军并坚守住收复的失地，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即使是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岳飞的悲剧长期以来也被描绘成南宋政局主战和投降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而忠奸是毫不含糊的价值对立，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建立于一个假设上：抵抗到底，必定获胜。

    然而历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时使尽全力也不能取胜，那么该怎么办？势弱的一方，通常选择很少。历代诟病宋高宗急于求和，与秦桧共为阴谋，尽管他的做法有可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皇帝，他首先考虑的是赵氏王朝能一直维持不坠。南宋初年基本被动挨打，岳飞北伐的短暂突击式的胜利，在高宗看来乃是为数不多的可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

    被低估的宋高宗

    长期以来，宋高宗是一个在历史上得到颇多劣评的皇帝，原因之一是他对待岳飞一事极不得人心。愤激者痛斥他丧心病狂地执行投降路线，其原因是他贪生怕死、又贪恋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归，甚至暗示他受惊吓不育，导致精神不健全。

    这些指责在我看来很靠不住：

    一、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死耗，而五年后才杀岳飞，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担心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钦宗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

    二、他已经是皇帝，何来卖国投降动机？

    三、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最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

    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受钦宗蜡丸密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星夜驰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虏，但伺机逃脱。之后战乱中宋军一路溃败，赵构饱受追兵惊吓，这一点也常被用以论证他的怯懦无能的性格缺陷。

    然而宋徽宗31个儿子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贾志扬《天潢贵胄》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纪，而是12世纪就征服中国了。

    事实上在南宋，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冒牌宗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关键的纯正血统的皇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当时的南宋是很可能会崩溃的。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我认为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与岳飞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定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1071年—1073年，王韶对西夏作战，王安石力排众议，付以王韶相机处理前线军务的全权，决不遥制。取胜后，神宗也对王安石极为嘉奖，但对王韶随即一再提出的向西夏本土进军的建议，却一直不予采纳。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赵宋一贯的猜忌武将传统，王安石进军西夏本土与岳飞收复中原的建议，在皇帝看来都是臣下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野老记闻》)

    宋廷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又一向加以优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1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无疑。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

    高薪养兵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将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全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对我起疑吗？

    岳飞没有老将王翦那样洞察世故。我们后人在看待岳飞故事时，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个赤诚的爱国者。宋高宗和我们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难以确认岳飞是否忠诚的情形下，他宁可错杀。

    岳飞的悲剧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刚正清廉，对政治简直毫无头脑。他忠诚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为高宗最欣赏的将领(南宋初年，岳飞是提升最快的大将)，岳家军番号正式改为神武后军时，高宗亲笔题写“精忠岳飞”战旗，赐白银2000两犒赏，以笼络其心。后来岳飞眼看收复失地无望，表现得极为愤恨，称病3个月，不肯复职，遭到李若虚严厉责备：“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朝廷疑忌，1137年秋又上书建议立皇储，遭高宗训斥，下朝后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对议和，这更触犯高宗忌讳。

    岳飞不知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朱熹看来，却是“骄横”了。岳飞在狱中听一个狱子说：“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不禁悲愤难当，然而只有大书“天日昭昭”四字，实至死未知这一猜疑也与自己平素没有心机和政治觉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