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与他同时代的司马光考证，此说有两个来源，一是根据唐人柳芳编著的《唐历》上的一句话，即李弘“不以寿终”而来。但是，不以寿终，是短命的意思，怎能拿来做鸩杀的依据？二是根据李泌和唐肃宗的一段对话而来。

    这又是一个有趣故事了，涉及一首“黄瓜歌”。在《新唐书》里，有这样一个记载，说是李泌对饱受皇嗣问题困扰的唐肃宗说到前朝事，讲了一个故事——

    高宗时，李弘仁孝，而“(武)后方图临朝，鸩杀之”。李弘死后，李贤代立为太子，每日恐惧，不敢多言，就做了一首歌，叫《黄台瓜》。歌词曰：

    种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令瓜稀。

    三摘犹尚可，

    四摘抱蔓归。

    李贤叫乐工在宫中唱这首曲子，以期感悟父母双亲：可不要一再残害儿子们了。

    李泌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正色告诫唐肃宗说：你现在已经一摘了，可不要再摘了！肃宗“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您怎么说这样的话？

    以皇子比瓜，不可一摘再摘，免得最后闹个没有接班人。这典故十分动人，歌词也写得好。可是，唐肃宗和李泌是什么时候人？

    唐肃宗李亨，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的第三子。“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在马嵬驿兵变后西逃入蜀，李亨就在灵武即位，他是唐朝第一个在京师以外登基再进入长安的皇帝。他登基之日，正是安史叛军攻陷两京之后，后来他病死于长安之时，“安史之乱”仍未荡平，在位共六年。

    李泌则是个江湖异人，曾在衡山学道，后入朝为官，当到了宰相高位，算是肃宗的朋友兼军师。他对平叛战争极富战略眼光，出过不少好主意。

    算一算，两人上面的那段对话，发生于李弘死后八十年！

    于是有人怀疑，这《黄台瓜》词作得这么好，酷似曹植《七步诗》，比喻、格调都像，怎么未见当时有记载？会不会是李泌自己编出来的？

    就在上面的那段对话后，《资治通鉴》中还记了肃宗的一句话，是说：“你把歌词录下来，我要写给大臣们看。”

    似乎肃宗对这首歌一无所知！

    《新唐书》如果是以这个《黄台瓜》作为武后毒死李弘的证据，那基本可以断定是一条假料了。

    李弘死后，备极哀荣。高宗在《孝敬皇帝睿德记》里称他具有“九德”：至德、至孝、至仁、至明、至俭、至正、至博、至直、至睦、至通。当然这是溢美之词，但都还沾点儿边。

    既然追谥了皇帝名号，这位没登过基的皇帝，就要有相应的陵墓，命名为恭陵。原本打算葬在长安昭陵附近，但武则天考虑节约民力，就安葬在了洛阳，成了唐代在洛阳少有的帝王陵之一。选址就在洛州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的景山，至今仍有遗址。

    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陪葬甚厚，这大概是寄托了高宗和武后的哀伤。民间传说道，由于陪葬的珠宝既多又好，唯恐被盗，所以，派兵卒从洛河取沙，堆成了一座山，表面再用泥封固，若有盗墓者必被流沙活埋。

    陵工由武则天亲自主持，先调蒲州刺史李仲寂监工，限期四个月完工。一座皇陵，历朝修几十年的都有，四个月期限，等于要民工的命。其间民工不堪劳役，发生过骚乱，投乱石击伤监督官员，烧营而逃。后来起用司农卿韦弘机来监工，才如期完成。

    太子妃后来被追号“哀皇后”，死后也葬在恭陵附近，因此现在当地人把这里称为“太子坟”和“娘娘坟”。陵前神道十分开阔，翁仲、天马、望柱两两相对，气势不凡。神道一侧，有高宗亲撰的《孝敬皇帝睿德记》石碑，高约六米。

    历经千年，恭陵至今完好无损。而娘娘坟却在当代遭了厄运。1998年1月末，太子妃墓被一伙盗墓贼用炸药炸开，盗走国宝级珍贵瓷器等六十余件。此事惊动了国务院，所幸案件很快破获，国宝追回，十一名盗墓贼也在恭陵前被就地正法。

    李弘死后无子，那么就“兄终及弟”，由他二弟李贤继为太子。李贤此时已封雍王，任幽州(今北京一带)都督，时年二十二岁。

    这个李贤，是个很有性格的皇子，后人把《黄台瓜》歌词编派到他身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小时天资聪颖，阅读典籍和诗赋能过目成诵，成年后“容止端雅”，似乎是个素质极高的公子型人物。

    他的幽州都督只是遥领，自小没离开过京都，从十八岁起，高宗就有意让他也学习处理政务。现在顶哥哥的班做太子，也还不算突兀。

    高宗在李弘病逝的前后，病况加重，感觉撑不下去了，一度想让天后摄政，可是这个想法，遭到宰相郝处俊的激烈反对，因而作罢。现在，高宗当然对李贤寄予了厚望，马上就让他监国。

    新太子的属官，也配备得非常强，先后有郝处俊、高智周、薛元超、张大安、李义琰、戴至德等，都是位居宰辅、德高望重之人。

    李贤在好学方面，酷似哥哥，但要比哥哥更聪明。此外他天性活泼、不拘礼法，又不似他哥哥那样胆小谨慎。这种性格，在男孩子来讲是求之不得的，可是李贤上升到太子这个敏感位置，性格还是不变，结果就种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种子。

    刚开始时，苗头还不错。李贤本人表现很好，众大臣也很捧场，都说他处事审明、礼敬大臣。高宗、武后都很满意，次年，高宗还对他优诏褒扬，说李贤自监国以来，留心政务，工作做得到位，听政之余还能诵习经典，思考问题。

    “家国所寄，深副所怀！”这就是高宗对新太子的评语。

    李贤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召集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及一班学士，注了《后汉书》。著作完成后，呈给天皇天后御览，二老很高兴，对学者们“赐物品三万段”以示嘉奖。这里顺便提一句，这个注释本子，到今天仍为史家所重视。

    可惜事情并没有善始善终。后来发生了两个情况，导致李贤与母后的关系骤然紧张。

    一个是，李贤兢兢业业的时间没保持多久，就开始放纵自己。经常在长安四郊飞鹰走马，整日游猎。又在东宫和倡优、奴仆们吹吹打打，当音乐发烧友。

    生活作风上就更不检点了，纵欲无度，热衷于泡妞。更要命的是他还颇好男风，宠爱一名娈童赵道生，动不动就赏给金帛。

    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个时尚青年，其实他很有特点。李贤的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有叛逆性格是难免的。他好学和好玩的这两面，是汇聚在一个矛盾体中，并不为怪。

    但是他身为太子，不走正道，对政局和对他自己的影响就太大了。他一胡来，周围的大臣就比较难办。太子属官多为正人，内心都不大赞成武后专权，对李贤的太子地位十分在乎。可是太子这个鸟样子，让他们既失望，又恐惧。他们看在眼里，却不敢劝谏，因为一旦写出谏议报告来，太子的名声就完了，李家的这颗“黄瓜”恐怕又要被摘去。

    只有司仪郎韦承庆不管那些，上书给太子力谏。李贤这时候玩得正疯，根本不听。

    一班乐户、奴仆见主子这般潇洒，都挖空心思捧着他玩，“亲左右，承颜色”，一派乌烟瘴气。东宫的有些低级属官也投其所好，刘讷言就是其中一个，专门撰写了《俳谐集》，也就是搞笑文章来讨好太子。

    这样一来，李贤成了又一个李承乾。江山还没开始坐呢，就迫不及待地玩，实在是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