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调查

　　不消两三天功夫，戴笠接连呈报给蒋介石几份密电，证实了李宗仁密电的内容。

　　戴笠的第二份密电到达后，由国民政府军务局上校参谋陈廷缜，转呈给蒋介石。 

　　戴笠的调查，进一步证实日本有一名叫西野的原子物理学家，日本当局并在东京设置了“理化研究院”，并且有西野专用的研究室。早在战前，日本东京大学和大阪帝国大学，以学术研究为名义，自美国进口了一部离心机，专供西野研制原子弹之用。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假如李宗仁之前提及的西田，如果正是西野本人的话，应该赶紧派人把他争取过来，以免西野落入其它国家手中。据戴笠查证，西野的实验室已提炼铀元素22磅，如果能把西野争取到手，不但22磅的精炼铀掌握在中国人手上，要进入原子能研究的堂奥，显然要事半功倍得多了。

　　为了详细厘清纷至沓来的原子弹情报，1946年7月24日，军政部长陈诚整合各种讯息之后，给蒋介石上了一份堪称完整的报告，针对从抗战胜利以来，那些自称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来源，一一过滤其可行性和真确性之后，向蒋先生提出简要报告：

　　“……。二、办理经过经转电北京大学吴教授大猷洽办结果如后：

　　1.日人西田已返国，未能晤及其所拟计划。可注意之部分，仅为日人调查我国北部铀矿之结果，所拟‘提炼’及‘化学’部分俱无具体计划。该日人既已离华，其调查结果现亦无法取得。

　　2.日侨石原茂光等所拟之计划及图样等，多属谬误，显未受物理与化学基本训练，无考虑之价值。

　　3.拟定办法俟吕参谋长与北大郑教授洽复后再行呈核。”

　　陈诚这份报告，说明自抗战胜利以后，各种有关日本科研人员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讯息，经国民党当局逐一查证过滤，其结果似乎都是“确有此事，但是查无实据”。

    组建专家班底　派出留美学生

　　其实，早在李宗仁向蒋介石汇报北平遗留有日本核弹专家的情报之前，蒋介石正悄悄计议着中国人自行研制核弹的可能性，负责执行此一计划的，是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 

　　俞氏建议由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担任核弹计划的专家核心。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吴大猷，当即向吴表示，他已下令拨给经费十万元法币，激活这项秘密计划。

　　吴大猷听完蒋介石一席谈，向蒋先生建言，发展核弹，钱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才。蒋介石清楚了问题症结所在，当即向吴大猷承诺，美国退还清朝赔偿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作为奖助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至于人才名单，则请吴大猷选拔开具。于是，在吴大猷带领下，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这批研习物理学的年轻学子，踏上了留学美国的旅途。

　　蒋介石召见过了吴大猷以后，交代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应延聘人才继续积极展开原子弹研发工作。除了吴大猷教授之外，其时担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的郑华炽、化学家曾昭抡（曾国藩曾孙）、数学家、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皆为兵工署研发原子弹的核心专家。

　　吴大猷等人选定的年轻学者，已经陆续赴美深造，中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正式激活。1946年6月，一个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的单位正式组成，按照计划，“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和早先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切配合，展开原子弹研发作业。

    胎死腹中

　　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辽沈战役的开打，国民党当局的军费渐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研制原子弹而派遣的年轻学者，仍在美国继续深造之中，当局仍然持续供给经费，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但是，为了撙节经费预算，“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徒然维持着虚有其表的空壳子，研制原子弹的组织单位不仅不再扩大，还有逐步缩减的打算。

　　白崇禧于1947年4月21日，呈送了一份《要件演示文稿》给蒋介石，开宗明义建议蒋介石“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

　　这份公文发出后，却有如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下文。一个多月后，由蒋介石兼任院长的行政院，终于把这份公文递送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办公室（无异蒋介石的左手交给蒋介石的右手）。蒋在这份公文上批示：“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

　　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期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即如昙花一现。计划搁置后不到三年，蒋已败退台湾，他二度准备研制原子弹，已是四五年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