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自己保重，对你们的妈妈好一点，爸走了，没用了。”

　　寥寥20余字，是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的老板朱吉光的人生结语，遗书后还附着一对儿女的通讯号码。

　　写完这几个字，在浙江省乐清市的一家小客栈里，这位历尽商海风波的创业者以服毒结束了自己56岁的生命，了断了半年多的逃债生涯。时间是2008年7月19日。

　　不到一年前，当朱吉光按照温州商人一贯的传统，为自己的朋友叶贤敏的借贷做担保时，不会想到自己即将成为一幕悲剧的主角。这些借款连本带利己经滚到1000万。

　　而本案的真正主角叶贤敏，目前正在服刑中。据说，叶贤敏在狱中得知老友的噩耗，托亲友捎出一句话：“是我害了他！！”

　　“爸爸是被高利贷逼死的，好心帮朋友却赔上一条命。”朱吉光的儿子朱忠信凄然地对本报记者说。

　　这起震动温州商界的事件在导致一人自杀，一人入狱后，目前仍未了结。当地警方表示，这1000万元资金的往来是否合法，目前还在调查取证中。

　　更重要的是，在高利贷的绞索中还有成百上千像朱吉光这样的温州商人在挣扎。在这个中小企业备受煎熬的盛夏，温州正处在一个借贷纠纷和暴力索债案件的爆发期。在朱吉光逃离的家乡永嘉县，在他逃债的今年前7月里，县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394件，同比上升91.8％。
亲友金融圈

　　温州市永嘉县瓯北镇和一工业园区，占地20余亩的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厂房气派依旧。为了这副家业，朱吉光一家倾力打造24年。

　　“他或许是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企业的生存与家人的安宁！”对于老板的服毒自杀，员工小静黯然神伤。

　　朱吉光之子朱忠信说，父亲的悲剧让母亲变得极度脆弱，现在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她面前提及“担保公司”、“高利贷”这些噩梦般的词汇。

 　　目前，叶贤敏的公司已经停产，但背负在他身上的远远不止朱吉光累计为他担保的这1000多万元的借款，“利滚利，至少有四五千万。”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朱吉光和叶贤敏是多年故交。现年40多岁的叶曾任永嘉县瓯北镇和一村村长，在当地有“为人仗义”的名声。他在2005年创办从事汽配设备业务的温州三绿滤清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有一事可佐证朱叶二人关系之“铁”——2006年，当叶贤敏与北京的一位朋友租用云光公司1/3的厂房扩大生产时，朱云光念朋友情面，占地六、七亩的租用面积，才收了4年100多万的场租费。

　　汽配设备制造是温州传统的优势产业之一。三绿主营的机滤、柴滤、汽滤、空滤、空调滤在2005年、2006年间曾接到大量外贸加工订单，年出口额将近2000万元。叶贤敏买了高级轿车，一时风光十足。

　　2006年起，人民币升值进入快车道，外贸汇率风险上升，而叶贤敏一直没有寻求任何来自金融机构的汇率避险金融工具支撑，汇率风险无以规避。加上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上涨。三绿的财务状况开始急剧恶化。

　　2007年下半年，眼见形势不妙，叶贤敏的北京合伙人决定撤资，三绿陷入融资困境。

　　“那时他手头大概需要1000来万的周转资金。但三绿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厂房也是租的，没有资产担保，要想从银行融资绝无可能。”一位与叶贤敏接洽融资事宜的银行人士透露说。

　　叶贤敏只能发动他的朋友为他担保借贷，朱吉光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在温州，以血缘、亲缘和朋友圈为纽带结成的融资担保网络一直是这个“老板之城”最深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之一。

　　“那些担保贷款大多是从担保公司借的，月息一般在1毛5左右。因为是短期周转资金，爸爸也就没有引起警觉。”朱忠信语气沉痛地说，

　　朱吉光不知道，从那时起，他已经陷入一个“连环贷”的绞套之中。

　“死亡担保”

　　早在向朱吉光伸手之前半年，叶贤敏就曾借给和三村的朱天成(音)100余万元，并为朱天成向他人借款提供担保。

　　“他们的借款也是从担保公司借出来的，数额大概是500万元。”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朱天成所借贷的资金用于在外地经商，期限大概是半年，“利率起码高过月息两分。”

　　这一切发生的时点是2007年4月至6月间，正值上半年企业资金相对宽余的时点。而从2007年6月起，伴随新一轮宏观调控和银根紧缩，高利贷再度疯狂。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监测显示，2007年8月400户监测点总计民间借贷利率最高利率40‰，最低利率5‰，平均达到9.7615‰，创下上一轮宏观调控的2004年4月以来的新高。到2007年12月份，月利率更达到了11.096‰。

 　　到了2007年底到春节之间，追债潮爆发。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估计，当地有20%的企业在此期间倒闭或停产。许多商人逃往外地躲债。

　　合伙人洽在此时撤资，让三绿的资金链雪上加霜。叶贤敏所做的，是一边催促朱天成归还高利贷，一边用新的高利贷把朱吉光拖下水。在第一次请朱吉光为他担保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叶贤敏都要找老朋友给他做新的担保，并声称前面那笔借款已经还清。朱吉光相信朋友，也就没有去查实。

　　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支撑不了多久，面对即将崩盘的局面，叶贤敏向朱天成追债时的面孔越来越凶悍。今年2月，两人为此闹翻。叶贤敏指使人砸了朱天成在和三村的住宅，他因此被永嘉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没想到，监狱成了叶贤敏卓有成效的避风港。临近春节年关，无法到牢房里找他算账的担保公司转而向朱吉光逼债。

　　这时，朱吉光才如雷击顶地发现，几个月之间，他多次为老友担保的款项累积起来，已经连本带利滚到了1000多万！

　　这1000万是怎么“滚”出来的呢？

　　一位曾和朱吉光一样充当过担保人的永嘉老板的经历或许能诠释这一切。去年，这位老板的一位朋友因为周转困难向担保公司借贷200万元，找他当担保人。可到了还款日，朋友却因无法偿还玩“失踪”。一个月后，担保公司的人找上门来，他一时也无力偿还这笔“飞来之债”，拖了几个月，原先的月息4分也涨到了7分，担保公司那边放话说要暴力索债。幸好一位亲戚及时资助，才把该老板救出绞套。

　　而朱吉光就没有这么幸运，他的云光公司还扛着近千万元的银行贷款，腾不出一分钱来给叶贤敏还债。于是，多家担保公司的讨债人员轮番上门，对朱吉光“狂轰滥炸”，铁链锁门、红漆泼门，朱吉光一家身心受尽摧残。

　永嘉法院的烦恼

　　万般无奈，朱吉光将在外地负责公司经营业务的儿子召回永嘉，接替他打理厂子。两个月后，不堪追逼的他选择和许多商界同行一样，逃离家乡出外躲债，直至以死“避债”。

　　朱吉光自尽，永嘉商界一片唏嘘感叹。担保公司成了众矢之的，尽管温州商人们几乎谁也离不开这些说不清是救世观音还是催命阎罗的机构。

　　根据现行法规，担保公司只能参与银行贷款担保，而不具放贷权限，但事实上，每一次宏观调控和信贷收缩带来的高利贷繁荣，都会造就温州担保公司的盛宴。

 　　“温州小型的担保公司早已成为民间资金集结借贷的重要载体，我们这里称为‘倒款’。就是将亲朋好友的资金汇集，然后放高利贷。”永嘉某农村合作联社的一位基层负责人介绍说，以自然人名义放贷的真实利率，和以担保公司名义开具的“担保合同”约定的利率不同，“两张合同”使他们可以轻松应对查处。

　　无法偿还的高利贷，让大批温州商人官司缠身。今年前7月，永嘉县法院受理民间借贷案件394件，同比上升91.8％。这些案件中，除了债主公堂索赔外，很大一部分是企业主们因不堪忍受暴力索债、非法拘禁而将担保公司或地下钱庄告上法庭。

　　但追究担保公司不法行为的努力面临许多障碍。永嘉县法院的一位法官表示，这些担保公司通常不会直接出面，而是雇佣“马仔”追债。

　　“一般民间高利贷合同利率是月息1％-3％，但实际月利率达5％，甚至高达10％。”这位法院人士介绍说，“出借人会首先将利息扣除，借款人只能得到扣除利息的部分。因此，尽管这一过程中存在高利贷行为，但借款人对此是无法举证的。这也给法院审理带来很大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