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奸不商”，这句话不知道起源于何处，千百年来似乎一直是中国社会对于商人的权威性评价。中国是个注重“德”的国家，于是对于奸商自然不能给予太高的社会地位，哪怕你再有钱，在“士农工商”中也只能排在末席。

　　商人真的个个奸诈吗？从许多人的社会体验看似乎确实如此。菜场的小贩没有几个不玩秤的，商家促销的最终解释没有几个不设埋伏的……为什么中国商人总是显得比外国商人奸？究其原因，十分复杂。其一，中国农业社会格外漫长，大多数商人骨子里的小农意识难以彻底洗干净，于是自私、追求短期效益，便成了不少处于原始积累状况下的商人的通病。其二，杂交“商战文化”的熏陶。《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许多成功的商人把政治、军事智慧运用于商战，“兵不厌诈”、“成大事不拘小节”……在这些思想作用下，每每不惜用“超限战”观念与对手搏杀，不择手段，诚信意识退居其次，久而久之，商人的名声可想而知。其三，中国儒家思想习惯于将“义”与“利”对立，凡与“利”沾边的行为都是不高尚的，容易被鄙视。在这种背景下，商人通过辛勤劳动获取正当利润也被认为可耻。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曾经为商人鸣冤，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

　　“贪吝常歉，好与益多”，“慈能致福，暴足来殃”……事实上，古代中国商人中不乏儒商，他们常常会主动接受这样的观念，并且致力于慈善事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晚清首富胡雪岩，胡董事长自幼家境贫寒，经商致富后一直热心慈善公益事业，乐善好施，设立粥厂、善堂、义塾，修复名寺古刹等，被世人称为“胡大善人”。另外面对内忧外患的祖国，胡雪岩位卑未敢忘忧国，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胡雪岩主动承担各类军需物资的供应，调度有方。后又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以图强国。

　　时至今日，商人在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比如在汶川抗震救灾中，港台内地许多富豪都踊跃捐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当然，与一些西方国家相比，热衷于慈善事业的国内老板，比例还不够多，但毕竟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新兴富人群体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学会适应新角色。

　　“他们捐那么多钱，还不是在变相打广告……”常常有人对富商的善举嗤之以鼻，他们显然还在被旧观念影响着，义与利为什么必须对立？假如义可以带来利，那么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去做出义举，义和利如果能够产生良性循环，社会风气必然为之一变，人人向善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