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28日，深圳市政府一纸公文，让我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任命，出任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名称数次更改

　　上任之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空白。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实在的支持，无人无钱无办公地点，更无任何国内外交易所的资料及法律法规。

　　为了赌口气，也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编者注：当时王健在创办深发展后退出，未能如愿前往招商银行，我上任以后，先办了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第二件事是找钱，第三件事是找地方，第四件事就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

　　筹备工作真是一步一座山，一程一堵墙。然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硬是在要什么没什么的环境里，在短短几个月内，于1990年5月份将深圳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准备完毕，只待上级一声令下，交易所便可进入正常运作。

　　一听说办“股票交易所”，有人立即描绘了一幅幅自杀跳楼的可怕场面，资本主义赌博、大鱼吃小鱼之类的恶言恶语不绝于耳。

　　深圳人民银行提出叫“交易中心”的代名词，理由是因为怕“交易所”3个字不好批。但是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没有含糊其词，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还是批准了筹备组送交的报告，并明示叫“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一点足见市领导的决心——按国际规则打球。

　　有了市政府的指示，筹备组加快了脚步积极准备。到1990年5月，交易所的店堂装修一新，人员培训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并在指定时间里完成了培训，应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恰逢此时，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前来深圳视察。在参观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他说“可以先转起来，先在我那儿备一下案。但你们必须要改个名，叫‘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比较好。”为了能够顺利地早日开业，交易所筹备组只得考虑更名再报！交易所筹备组以往起草的文件又都统统改名曰“深圳证券交易中心”。

　　1990年11月，上海首先打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旗号。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也积极响应。我再一次找到市政府旧题重谈。筹备组认为言之有理，并且事有先例，上海在先，市政府当然同意。于是，交易所的名字在千回百折之中，磨砺数月，才算得出这样的大号。

　　起名一事，尚如此周折，开业之事更难！

　　开业几度延期

　　1990年5月，深圳股市突然上涨。我们请张鸿义副市长与主管机关领导光临现场观摩电脑演示。如果那时交易所一开业，那么（深圳证券市场）首先进入完全的电子化时代，这无疑宣告了一切幕后交易的终结。

　　张鸿义看完电脑方案及演示，说：“看来深圳人并不笨。”随后对主管机关的领导说：“是不是就让他们来做吧？”

　　我觉得，在电脑交易正式推出之前，一定要制定出一部有关电脑操作的法律条款，于是一部《电脑辅助交易办法》应运而生。洋洋万言的《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的一座丰碑。按照这种“高技术”法规，过去柜台交易中的不法行为再无可乘之机。

　　《电脑辅助交易办法》还在讨论之中，便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首先发难的是那些证券公司。按说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应同是股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白热化的争执，却隐隐地告之天下，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冲突和矛盾。

　　一个要管，一个不让管，矛盾自然形成。官司打到主管机关，“意见不一”、“由简到繁”、“先易后难”。得，将《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打入冷宫，坚持要手工操作。这一举动，在深圳股市的上空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深圳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市场？人们不敢肯定！因为手工操作无法保证股票市场的诚实，“三公”原则可能会再度遭受蹂躏。那么主管机关某些人的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令人遗憾的是，电脑方案最终成了腹中死胎。电脑的运用，并非用简、繁可概括其意义，更无难、易之分。一旦电脑方案真正上马，受损最大的就是那些黑幕中的股票掮客，幕后交易也会遭到重创。电脑只认程序，只要程序合理，符合三公原则，它是最能保护正当交易、最不易“出错”的高技术手段，但居然因那一纸批示而束之高阁。

　　后来，上海股市借用了深圳的“无纸化”经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深圳子宫内的婴儿，居然出生在上海！我愤怒之下又写文章，质疑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作用被严重低估与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