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饿！”

　　从2006 年秋季开始至今，在聋儿康复中心已上班近两年的陈全珠老师，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孩子们的吃饭问题，这些不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孩子，经常会跑到她和老师的面前，捂着肚子，艰难地吐出一个相同的字：“饿！”她和其他很多老师一样，只能都从家里带些饼干零食给班上的孩子吃。

　　长期以来，康复中心的早餐就是清水面条，要不然就是纯白稀饭。

　　中晚餐则是两个菜，一个青菜，土豆、莴苣、黄瓜之类，外加一个由一根骨头掺合一点青菜熬的汤。中午和晚上的米饭，规定每个孩子只能吃两碗，而这种铁碗很浅，最多能盛一两多米饭，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吃饱。

　　据愿意当面作证的老师反映，孝感艺萌康复中心买菜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菜最便宜就买什么。负责做饭的董老师披露，从今年4 月开始，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被安排和李霞的妈妈吴老师一起，到附近一个叫“一宫社区”的菜场里拣菜，那段时间，六楼经常摆着已经变质的韭菜、菠菜，散发出来的味道老师们很远就能闻到。

　　据记者了解，孝感艺萌聋儿康复中心，由孝感市残联和武汉市艺盟听力康复中心联办，2006 年秋季开始，该中心租借市残联大楼的五、六两层，正式开始招生。李霞今年25 岁，毕业于襄樊市特殊教育示范学校，从2006 年秋季开始，一直负责该中心的运营至今。

　　孝感市残联理事长丁柏森向《长江商报》介绍，从2006年与武汉艺盟联合办学以来，每年都会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给予聋儿康复中心一定数额的经费补偿，迄今已补偿几万元。不仅如此，在收取房租水电费等方面，也给予了诸多优惠。丁介绍，康复中心租用的将近5百平米的面积，每年的租金仅为2000 元。在与武汉艺盟签订办学协议时，残联要求，向聋哑学生的收费标准应控制在每个月“400 元－600 元”之间。

　　然而，实际情况是，从2006 年开始，这里很多孩子的学费普遍在950 元、1000 元每月。而且，李霞作为唯一的管理人员，还经常向学生家长收取特护、矫正康复等费用，每次都是20 到100 元不等。

　　李霞的解释是，由于物价上涨，所以费用有所增加，但她承认没有经过残联等相关部门的允许。至于孩子们的伙食问题，她的说法是：“孩子们不能吃太饱，多吃青菜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更多的费用是用在对他们的康复训练上。”

　　当记者提出想看看两年来的收入支出明细帐时，李霞拒绝，“都上交给武汉公司了，我只负责收费，所有经费管理都是武汉公司负责。”

　　丁柏森向记者表示表示，此前，康复中心的教学秩序表面看起来非常好，因此，虽然残联救灾中心的楼下办公，但对于老师们反映的情况，他跟分管的领导都一无所知。他表示，中心的设立是为了对聋哑孩子进行听力恢复和矫正，孝感地区有1000 多个这样的残疾儿童，从已经毕业的学生来看，这个中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他们会对合作办学单位进行整改，希望渡过这次难关后，该中心还能继续办下去。

　　一个老师与家长的“调解”真相

　　记者在孝感市的重庆富侨洗浴中心找到了方劲的妈妈郑女士，她一直在不停地哭泣：“我现在无法正常工作，害怕失去工作，否则，方劲就真的没有人管了。”

　　郑女士是四川南充人，6年前和从湖北嘉鱼来武汉打工的的方先生相识结婚，因为孩子有耳聋残疾，家里的老人不愿帮他们抚养，只好送到聋哑康复中心托管。她丈夫现在外地打工，一个月也难得通上一次电话，孩子所需费用全部由她负担。而她从事洗脚保健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仅有1100块钱，除开自己每月150元房租外，其余全部为方劲交学费。但方劲的学费现在每月高达1000元，她无力及时缴清。到方劲出事时，她还欠康复中心3000块钱学费。

　　“其实我心里明白孩子是怎样搞伤的，但我没有办法。李霞老师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追究了，我就不追究了，要我对残联和派出所的人说已经调解了，我就只能说已经调解了。”

　　“你想一想，面对这样一个残疾孩子，我又是一个外地的在洗脚城做事的女人，能有什么办法？”郑女士把头深深地低下去，一字一顿地说：“我心里清楚得很，只要我不按他们说的做，孩子就会被要求接回来自己带。”

　　截至记者结束采访时，方劲的妈妈未得到任何部门的赔偿和道歉。孩子的医药费用，则由康复中心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