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富豪暴露和折射了经济政治生态、企业治理结构以及法律制度背景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个别政府官员正是利用了这些缺陷和不足，与“问题富豪”结成特殊利益集团。

    富豪落马不只是2007年的特色，但在2007年却表现得非常集中，老问题新面孔式的黑色连续剧继续并更加频繁地在中国商界上演，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反思。2007年虽已过去，但2007年由落马富豪所带来的思考却刚刚开始。是什么催生了众多的“问题富豪”？为什么说“问题富豪”不是一天炼成的？又如何避免出现“问题富豪”？不言而喻，弄清背后的原因，是采取措施解决问题，防止“问题富豪”产生的前提条件。

　　富豪落马源于“规范监督缺位、溺爱纵容下的野蛮生长”

　　有人归纳，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国企负责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不是为“钱”，就是因“色”，而且在表现形式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贪得无厌、自以为是。进而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信仰缺位”，问题富豪是“在信仰缺位下野蛮生长起来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决不是问题的全部，把富豪落马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信仰缺位”不仅有轻描淡写之嫌，甚至可能掩盖更为深刻、更具根本性决定性的深层次问题，不利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在笔者看来，也许这样的说法更为贴切和恰当，即富豪落马源于“规范监督缺位、溺爱纵容下的野蛮生长”！

　　正如被惯坏了的孩子必然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终葬送自己一样，“问题富豪”就是被个别官员惯坏了的孩子，随着它们的不断成长壮大，问题越来越大的同时，胆子也越来越大，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财富欲望，占有能够带来巨额利润的更大市场，它们会突破“红线”，超越法界，将法律规则、公共责任和他人利益完全抛到脑后，把公平正义、社会道德和法律底线踩在脚下，似乎整个国家和社会以及全体公众都要为他们追名逐利让路。玩火者必自焚，最终走向深渊，不仅葬送了事业，甚至也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经济的最大矛盾是缺乏资本，严重影响市场条件下的生产。为消除经济发展的这一主要瓶颈，吸引外来资本的进入，利用更多的资本组织生产，在税收和土地使用上给予优惠，是十分正确的政府举措。事实上，这些政策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然而，在不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引下，个别地方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数据，把它当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向上爬的资本，于是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政策，陷入了优惠政策的血拼，为资本的牟利提供了全面周到的服务。个别地方政府直接站在资本一边，公开叫喊“干部就是为企业家服务的”，企业开办一路绿灯，企业家更是处处享受特权。需要土地时，政府出面划拨或廉价出让；需要拆迁时，政府组织政法机关强制拆迁；需要资金时，政府协调或指令银行提供贷款，即使对企业的环境污染、侵犯职工利益的违法事件，政府往往也能出面“摆平”。总之，企业家在地方政府那里倍受呵护，甚至就是纵容和溺爱，因此形成了一些富豪无拘无束、无法无天、顺昌逆亡、为所欲为的畸形人格，从而埋下了自我毁灭的基因。

　　每一个“问题富豪”的背后，都有着让人看不透的影子

　　尽管一些“问题富豪”学识浅薄，有的甚至目不识丁，但有一点他们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政府有项目，有急于贱卖的国有资产，而由政府控制的各大银行更有用不完的钱。只要“靠上”政府或官员，那就等于把自己的吸盘插入源源不断的财富河流，就可以迅速而无风险地聚敛巨额财富，成为世人瞩目的亿万富翁。于是形成了我国一定时期特有的官商勾结、相互寄生、相互依存、相互“贿赂”的现象。这是我国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初期的必然现象，毕竟在这一时期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都不健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权力也不规范，给权力留下了较大的寻租空间。这也是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夜暴富、为富不仁的富豪的出现，是建立损害他人利益、侵吞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富豪让社会公平正义的秩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不仅如此，富豪们之所以能够在出现“问题”时平安无事，是因为其手里掌握的资本量巨大，由商及官，在官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甚至能够通过其代理人对一地的政策走向加以影响，从而为自己撑起一把驰骋政商两界、遮风挡雨的全天候“保护伞”。严格来讲，在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健全的法治社会中，这样的事情是不容易发生的。然而，在中国却不断地上演着情节完全雷同的财富神话，迫使我们不得不从更宏观的背景和带有根本性的制度上找原因。具体来说，就是落马富豪暴露和折射了经济政治生态、企业治理结构以及法律制度背景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个别政府官员正是利用了这些缺陷和不足，与“问题富豪”结成特殊利益集团。有人说，每一个“问题富豪”的背后，都有着让人看不透的影子。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正是“问题富豪”背后那“让人看不透的影子”。

　　消除“问题富豪”就必须打破其背后的特殊利益集团

　　其实，特殊利益集团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转型时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在当前的俄罗斯，就存在着众多产生于苏联解体和私有化过程的寡头，有些寡头甚至成为普京执政和推行改革的敌对势力，为此普京政府与寡头们开展了不妥协的斗争。在俄罗斯，寡头特指那些由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操纵媒体、染指政治、干预决策的最大资本的代表。它们形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下半期，但发家史却可以追溯到苏联解体之前，在当时短缺经济条件下，他们靠违法经营和私有化掘得了第一桶金，而真正迅速发迹则是在俄罗斯宣布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全面实施向资本主义过渡以后。

　　“俄罗斯寡头”实质上就是俄罗斯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俄罗斯社会经济转型、私有化和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高度结合且极端发展的产物。最可怕的是，随着寡头的不断壮大，不仅把握经济命脉，而且染指政治，甚至可以左右政局，挟持政府和要挟国家，影响游戏规则的制订。一来伤害社会公平，二来破坏经济秩序，牺牲普通公众利益，危害严重。对此，普京连任总统后，展开了严厉的整肃寡头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看，俄罗斯整肃寡头的态度和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整肃寡头也好，制裁“问题富豪”也好，都只是治标之举。而要治本，要消除“问题富豪”，就必须打破其背后的特殊利益集团，而要防止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则必须深入改善经济政治生态，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厉行法治，规范政府及官员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不正当行使。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很难一蹴而就。（李克杰：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