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战争》这本中国的最新畅销书中，有一个金融故事，讲述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房子被盗的故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马来西亚前领导人马哈蒂尔曾愤怒地抱怨称，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那帮人操纵了货币市场。

　（寓言中）马哈蒂尔在房子被盗后叫来了一个名叫格林斯潘的警察，却遭到训斥，责怪他没有关上自己的大门，心存不满的马哈蒂尔问：“为什么贼不去偷中国和印度呢？”格林斯潘告诉他“中国和印度的墙太高了，索罗斯翻不过去”，这段话被索罗斯这位金融家听到了，他嘲笑道，钻几个洞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格林斯潘悄悄四处张望了一下，摘掉了自己警察的面具并承认，“我们”已经派了（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在2006年底前钻几个孔。欣喜若狂的索罗斯听到这个消息后给自己的朋友发了短信，通知他们赶紧到中国去：“那里的人很傻，但很有钱。”

　　这是一个无聊的故事，而这本关于西方金融家操纵全球金融市场的书中，充斥着各种荒诞的阴谋论。但在人们思索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中最为棘手的难题时，这本书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令人瞩目（出版商称，该书正版与盗版的总发行量高达60万册）。

　　这个难题就是，中国政府为何继续拒绝让人民币更快升值？自中国2005年中放弃了盯住美元的做法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低于10%，考虑到美元的疲软，这堪称蜗牛速度。同期人民币兑欧元汇率走弱。

　　美国因为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上升而感到不满（欧洲也日趋如此），这不是什么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批评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做法，并呼吁中国政府落实2005年的决策，将重点放在针对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方面。

　　但搞清楚中国这边的情况并不容易。中国政府2005年以来的立场——中国将致力于逐渐转向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在解释目前的局势时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与中国经济飞快的发展速度相比，支撑这一局面的决策过程，一直堪称“激进地循序渐进”。除了少数冲击外，新政策在全面施行前，要进行充分的试验。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做法对金融业而言是明智的。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之深，令人很难看出银行业市场的开发，何以超过迄今实施的速度。

　　然而，汇率完全是另一回事。自中国打破人民币与美元联系汇率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出口商不仅销量大幅上升，而且多数企业都保持或提高了利润率，证明它们的竞争力和中国低廉的资金成本。金融机构——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也成功适应了汇率体制的过渡，而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问题。然后是农业。劳动密集型的蔬菜和水果产量和出口量都迅速增长。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很显然，压低人民币汇率的后果越来越严峻。由于中国央行被迫购买几乎所有流入中国的美元，中国经济超常增长和人民辛勤工作的成果正流向外汇储备，而这些资产将不可避免地贬值。

　　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解决贸易失衡（这是美中双方的问题），人民币继续刺激着出口，并阻碍着推动国内消费、使经济回归平衡的进程。这一政府说了多年的进程，现在不仅是理想出路，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最高政治领导层的弱点之外，汇率调整方面的谨小慎微，也许缘于《货币战争》的虚构，以及对要求中国改变的外国人的长期怀疑态度。在金融方面，中国政策制定者在亚洲地区看到了两个在外国压力下“开放”的先例：日元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升值和东南亚开放资本账户，这些“开放”的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表露无遗。对中国人而言，这两项政策产生的灾难性后果都是他们决意避免的。在中国，没有迹象表明在汇率方面会出现任何变化。政治议程——10月份召开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明年3月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将把实质性辩论推迟到2008年中。

　　由于经常账户盈余规模庞大，加之在环境和能源领域面临多重艰巨挑战，人们经常谈到，中国经济无法保持目前的发展模式。但所有迹象显示，就目前而言，中国将保持这种发展模式。而与此相左的外国建议，无论多么正确，也许只会事与愿违地带来更少（而非更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