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是企业家根据自身企业资源要素、企业目标、国内外市场环境等实际情况长期培育、打造的，能影响全体员工行为的思想理念，是企业员工在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中所共同具有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它是企业个性化的根本体现和企业生存、竞争、发展的灵魂。

    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它同时是智慧的积淀，成为历史向前发展的助推器。

    翻开中国史册，唐王朝在较短的时间内把隋末乱世变成封建治世，中国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兴旺的景象，国力强盛，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在历史上写下了“贞观之治”灿烂的一笔。“以古为鉴，可知兴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李世民有为的治国经验，将对构建中国式的企业文化和民族银行业的发展壮大，留下许多有益的启迪。

    从管理层面讲，治国与治企有触类旁通之处。唐朝的文明强盛，首先在于李世民不负众望地承担起强国富民的历史重任，同时实施任人唯贤、选贤任能的用人之术。作为帝王的李世民，他不拘一格地起用人才，从中央到地方选拔录用精干官吏，使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政治才能的将相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领导集团。李世民认为，“选择官员，不能马虎，用了一个坏人，别的坏人也都来了。”因此他“梦寐以求忠贤”，并把君臣比作源头与流水的关系。认为“君，源也；臣，流也”，“源清则水流”，“源浊而求之流，则不可得矣”。银行业经营理念的形成，经营战略的谋划，经营战术的实施，根本的问题也在于高层是否具有对国家负责、对员工负责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并通过能人贤达辅佐实施一系列的经营战略战术。

    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它又是人人认同并愿意自觉实践的动力。

    李世民以隋朝的覆灭为戒鉴，认为“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刻薄百姓来奉养人君，就象割身上的肉来吃，肚子饱了，但身体也完了，人君固然富了，但国家也就亡了。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来于外面，而是由自己造成的。”。李世民的这一内心表白，正是他有为而治的思想源泉。

    中国银行业经历由经验管理到制度管理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企业间的竞争渐渐趋于文化力的竞争，并正在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人本管理、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企业制度与共同价值观的协调一致、管理重点由行为层转变为观念层、软管理与硬管理的巧妙结合，这些作为企业文化管理上台阶的判断标准，最根本的在于是否实行了以人为中心进行管理。因为，在企业文化建设诸多要素中，人是经营活动的主体，人应该成为企业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出台制度，人才引进，管理方法，福利分配，干部提拔使用，工作业绩评价，都应该以最大限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前提，从而形成内聚力，转化为生产力资源。

    内聚力强弱是良好企业文化形成的基本特征；而内聚力形成的基础是满足员工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其物质方面的需要主要是通过工资、安全和福利的改善而得到满足，精神方面的需要则须通过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领导方式、企业道德、企业风气和企业精神得到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精神上的满足比物质方面的满足更重要。四川抗震救灾涌现出的舍己救人、先利人后利己的壮举，正是在那种特定的情境中，通过将军和地方官员们引领、示范形成良好氛围作用的结果。同样，银行业文化建设，也取决于决策层的思维方向和躬身实践，并通过员工的感同身受，围绕共同信守的价值观，自发行动。

    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它还是良好习性的累积，并成为时代风尚。

    李世民成功的治国经验，还在于“从谏如流”成为一代政治风尚，这也是唐太宗文治武功的关键因素。为了保持“源清”，他要求臣下对他的过失一定要谏诤，他还经常鼓励臣下直言极谏。魏征、褚遂良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谏官，他们所谏的内容，上自国家大政，下至宫廷琐事。魏征一人仅在贞观初年就进谏二百余事，并提出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著名论断。由于唐太宗心胸豁达，能求谏纳谏，侍臣才敢于直谏，使一些有益的政令措施得以贯彻执行，也使不利的政令措施得以纠正，避免了许多过失。

    我国银行业较为浓厚的官本位制度，引发出报喜不报忧、好大喜功、工作浮躁、政绩工程、独断专横等不良风气。这样的氛围，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政令难以下达，执行力打折扣，并使队伍失去精神动力，甚至发生案件，给银行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更谈不上企业文化的构建。这些现象与一千多年前贞观王朝实行的三省分权，连李世民自己的诏书都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的做法比照，将给那些无为的平庸之辈以极大的冲击；与联想的“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的核心理念和TCL的“合金文化”、“创新文化、“危机文化”的特色文化，也形成极大反差。在我国银行业面临全面竞争的时代，用人制度改革和评价方式的改变已是时代的呼唤。

    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唐朝李世民的时代相去久远，但就其治国之道，仍折射出人本管理、励精图治的光芒。之所以乐道李世民的治国之术，在于构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是人，用好人、管好人，对于剔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尚存着不利于企业文化构建的主要不利因素，仍有借鉴意义。再从我国优秀的海尔、联想、TCL的企业文化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企业领导人的文化素养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所占位置的极端重要性。此外，日本经济的崛起，主要集中表现在日本企业的家族主义企业文化——以人为中心的团队精神，而这种团队精神的形成，与企业掌舵人的思想品德、职业操守和管理艺术紧密相关，他将决定着企业航船驶向何方。

    在知识经济的21世纪，农总行党委高屋建瓴，以战略的眼光，把企业文化建设提上重要日程，于2006年和今年开展的企业文化建设大讨论，将对现成的管理方法革新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深信，随着农行股改面市，外部竞争压力加剧，将促使内部改革深化，管理方式必然发生由行为层到观念层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管理方法将被革除，适应市场竞争需要和符合时代潮流的企业文化建随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