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下午，我拎着大包小包东西，牵着军军走到楼下，周建伟站在门口，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默看、微笑、点头，手上的东西太重了，加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体力有些不支，我的身体突然失去平衡，险些摔倒，而等我调整过来，扶住我的是周建伟的那双强有力的手。

    我们这种友好关系保持了一年时间，尽管他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生活中，只是仅仅为了等待，但我仍很难再接受任何爱情。2003年5月，我的父亲病逝，我觉得整个天都塌下来了。20年前，母亲去世后，父亲就一直觉得有愧于我，当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毅然决定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去了职校。而今父亲看到，我的姐妹个个都生活得很好，而我生活得狼狈不堪。于是，父亲经常在经济上接济我，生活上关心和鼓励我。他的突然离去，让我痛不欲生，整整七天七夜，我只吃了丁点东西。周建伟得知后，放下工作请假陪在我身边，除了我，他还照顾着军军。情绪悲痛加上身体每况愈下，我住进了医院，周建伟一直陪守到我出院回家。在路上，他第一次牵着我的手，那次，我内心有种温暖的感觉。

    他的手我总够得着，没有婚姻我们也要厮守到老

    周建伟是在用一种真诚打动我，那他会不会因为我的病情而却步呢？既然是两人坦诚相处，我就应该告诉他真相，“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你知道一个女人缺了卵巢会是怎样的痛苦？”周建伟很坚定地说：“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更需要有个好男人照顾你一辈子。”“不，你不明白。”我还是很固执。“不要再拒绝我了，即使你不接受，我也会一辈子这样照顾你。”周建伟的话打动了我，我不再拒绝这双真挚而温情的手。此时，在他和亲朋的支持下，我决定为这次手术带来的后果要个公正的说法。“你不要担心费用的问题，这些我来想办法。”周建伟说。

    2003年12月，我开始找律师、专家，这时，我才真正了解到这场不应该的手术给我带来的巨大伤害。据川医这方面的专家讲，类似的手术，医学上一般都不赞同双侧卵巢全部切除，而当时我是部分病变，更应采取卵巢剥离，而不是全部切除。了解到这方面的医学知识后，再次肯定了我要打这场官司。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和努力，今年初，我终于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但我面对的则是一次更大的打击，法院以已过起诉时效判定败诉。我拿着判决书，不敢回家，不愿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家人和周建伟。我一脸木然地坐上一辆中巴车，到了新都。这天，太阳特好，但我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我坐在广场的花台上掩面痛哭，哭声引来不少人的劝慰，几个小时过去了，想起这次手术意外给我情感上带来的伤害，我再次有了轻生的念头。就在我站起来准备找个地方结束这段悲剧时，周建伟打来电话，听得出他言语间的焦急，“你在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去了法院一个电话都不打回来？”我没有说话，只是放声大哭，“我们败诉啦……”“败诉又怎么嘛，败诉了继续上诉就是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在你身边，可你现在在哪里？”

    一个小时后，周建伟赶车到了广场，远远地我就看见他的身影，就像他从前很多次看着我那样。当周建伟走近我的时候，我扑倒在他的怀里，我这才真实地发现他就是我心中那缕阳光。

    时隔不久，我提出上诉，等待着再次开庭。我们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在城外开了个小歌厅，生活渐露起色。我和周建伟还准备按揭买一套房子，拥有一个自己的窝。但对于我们两人的情感，周建伟自从1997年结束了他近10年的痛苦婚姻后，就对婚姻产生了极强的恐惧。我相信他能一如既往地照顾我一辈子，面对深爱的人我不苛求一张“红本本”，但毕竟我们需要合法地在一起，这个现在难以平衡的问题只能交给时间来解决了。

    专家视线：真爱你的人更在乎你的健康

    女性的卵巢全部切除手术，两次婚变，第三次婚姻还无着落，赵玲玲的生活有着太多磨难。如今，手术的后遗症已经给赵玲玲造成在三十岁年龄段已出现更年期的症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皮肤松弛无光泽、关节变形等，虽然药物治疗能缓解病痛，但赵玲玲的心理危机却时刻显露无遗，不自信、紧张、恐惧等等。所以，这次帮助和说服赵玲玲的过程，也许能够为同样身患类似疾病或不幸经历的中年女性，在如何有效进行自我心理调节方面提供更大的信心。

    面对这样一个群体交流通常采取三种方式：忧郁型就采用启发的语言；绝望就用鼓励的方式；愿意倾诉的尽量去倾听。我会建议她们，这一女性群体不要太看重手术本身带来了什么，因为这极容易给自己造成太大的心理负担，对于爱你和关心你的人来说，他们是不会很在意手术后的你是否变得美丑，而是更在乎你的心理是否更为健康。树立信心是关键的第一步，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地去做，去生活，就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