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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黄宏认识是在1989年的春节晚会。那年他第一次上“春晚”，好像和方青卓等人一起演了个关于喝酒的小品。而我是因为晚会节目时间不够长，节前十几天临时加了一个小品《懒汉相亲》。不知是谁推荐的让我来演，我还从来没演过。我不了解小品那么容易“火”，更不知道日后它能让我挣那么多名和钱。
一天晚上彩排完了回家，我的前公公问我这些天在忙什么，这样早出晚归。我告诉他我要上春节晚会，演一个小品。他问我演什么角色，我又告诉他演个老姑娘去男方家里相亲，眼神儿不大好，一会儿把暖瓶踢碎了，一会儿又坐在气球上。
“干吗？拿肉麻当有趣？”他直眉楞眼地瞧着我。
“对。”我说，“拿肉麻当有趣。”应了这句话后我幡然醒悟。天哪！太露怯了！不定多少人会这样评价我。我是一个搞“高雅艺术”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手里端着茶水、兜里揣着牙签走进排练厅的“艺术家”，怎么能去演这么矫情的角色呢？万一剧院里的老师们在电视里看见我怎么办？我还有脸回去吗？
我当即决定退出春晚。第二天我找到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告诉她我不想上了。她诧异地盯着我像盯一个外星人。
“宋丹丹，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上春晚？你知不知道我们毙了多少小品？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春晚得凭多大造化？”
我不得不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总之，我是在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状态下走上了“春晚”舞台。我万没想到当我操着不知是山东哪个地方的口音、捏着小嗓儿说：“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的时候，全国已有上亿观众认识了我。我也不知道台底下坐着一个叫黄宏的男孩儿，他已打定了主意要跟我合作。
当时我们都还不满29岁，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超生游击队》是黄宏自己创作的，他邀我一起上1990年的新年晚会。那时候我正怀着近7个月的身孕。
“不行，”我在电话里说，“我演不了，我大着肚子。”
“要的就是这个。”他说，“你还省得往里垫枕头了。”
每天，一到排练厅，我先把大肚子搁桌上喘喘气儿，气儿喘匀了，还得靠床上歇歇脚。边歇脚边跟黄宏聊天，聊着聊着我肚子就饿了，得下楼去吃口饭。吃完饭上来又挺困，于是再睡会儿。也有的时候吃过午饭，我靠在床上打游戏机，他就歪在我旁边闭目养神——条件差，就一张单人床，只好将就些。问题是歪就歪吧，没过几分钟他就鼾声如雷了，这有点儿不像话。我使劲摇晃他，“起来起来起来！麻烦您注意点儿行吗？您也太不把我当女的了吧！”我们俩都笑起来。
总之等我完成一系列的身体调整，排练的时间也剩不下多少了，逼得黄宏逢人便诉苦：“跟个孕妇合作，那真是太——困难了！”
打死我也没想到《超生游击队》能那么轰动。中央台的新年晚会从没出现过那么“火”的节目。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一夜成名”。
第二天我和我的前公公一起去菜市场，所有的人都兴奋地和我搭话，我腆着大肚子简直疲于应付，我公公在我身后朝他们不断微笑颔首：“谢谢，谢谢。”
我一扭头：“嘿，有您什么事儿啊？”
“丹丹，他们都是你的观众。”估计老人家无法不震撼于影视传媒的能量，过去的“不屑于”如今需要重新审视。
有一天我接到黄宏的电话，他轻声地、慢悠悠地说：“丹丹，你什么时候还我那4万块钱哪？”
“我什么时候欠你4万块钱？”我一听急了。
“你在家生孩子，起码耽误我挣4万块……”
挂上电话我把这话学给英达和他父亲听。
“4万？”老人家吃惊地说，“我要有4万块，这辈子我什么都不干啦！”
我看着他：“别说您，我也不用再干啦！”
三个月后我生下了儿子，儿子满月后的第四天，我开始走穴。
那两年我和黄宏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有时候我们一天演两场，最多演过三场。为了赶场儿，我们乘火车转汽车，成天在公路上飞奔。
黄宏说：“开始我跟个孕妇合作，现在我和个产妇合作，真不容易。”
是，我是个大胖子产妇，黄宏处处得照顾我。记得一次我们去一个县城演早场，连夜我们得从另一个县城赶过去。那天夜里不顺，拉我们的吉普车坏了两个轱辘。第一个坏了换上备胎，第二个再坏了就“瘫”在了路上。
眼瞅着天就亮了，上午9点开演，听说县委书记也来看演出。我和黄宏站在大马路上截车。黑灯瞎火的，截谁都不停。好不容易有辆大卡车停了，才发现是个拉煤的。驾驶室里已经有了两个人，最多再挤下我一个。黄宏让我坐进驾驶室，他穿上我在《超生游击队》里穿的服装，戴上我演戏时戴的大头巾坐在了煤堆上。
大煤车“呼呼”地在公路上飞驶，我不停地回头看坐在煤堆上缩成一团的黄宏，心里充满“不落忍”。
不能想象当我们到了目的地，黄宏从大煤车上下来的时候多么可笑。他脸上所有有“窝儿”的地方都是黑的。连续几个钟头的颠簸使我们疲惫不堪，但我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黄宏则完全笑不出来。
主办单位的人把我们从车上扶下来，说县委书记正等着和我们合影留念。
“不行！” 黄宏急了，“先洗澡，然后睡俩小时，演完照！”
我们“脚底踩着棉花”进了屋，往床上一扎，昏睡过去。
那两年我跟黄宏一起呆的时间比跟英达多。我老管黄宏叫“英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