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青岛后不久，王宁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伯母：

    您好！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信给您，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才好，故写了撕，撕了又写，反复几次不得成篇。今天，我决意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向您汇报一下我的思想状况及我和小燕的打算等问题。但我文笔笨拙，字迹粗糙，故言语不妥之处，还望您原谅见盼。

    从去年我在北京别您之后，至今已近五个月了，对我和小燕来说，这段时间就像过了五年一样，这话是一点不夸张的。共同的事业和追求，把我和小燕从千里之外连在了一起，我俩暗自庆幸，欢喜不已。但现在，我们一个在长城之巅，一个在东海之畔，遥遥相望，互道祝愿，苦盼着有一天乘上同一条开拓事业的船，扬起同一篷追求生活的帆。可怎样才能尽快地实现我们的愿望，解决我们心头的苦患啊？！这是使我俩朝思暮想、寝食不安的揪心的问题，也是您和伯伯为我们操心的根源吧。

    我和小燕相处已整整两年了，不在一起的时间占去了一半。我俩志同道合、趣味相投、互相帮助、情真意笃，虽几分几离，几经波折，我们的心却始终如磐石坚不可摧。将来有一天，我和小燕生活在一起了，我也就是您的儿子了，您愿意我和小燕结婚做您的“儿子”吗？希望您予以肯定的应允。

    我父母对我和小燕的事是爱莫能助，常持缄默态度。他们很喜欢小燕，但更疼爱我。如果我到中央台工作，在北京安家，他们也能从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幸福等方面考虑。但他们总觉得他们最得意的儿子要远离他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不痛快。因而对我们的事情也只是常常随便问问而已，但我肯定他们想的是很多很多的。我从小到大，成为青岛电视台首席播音员，我父母为我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怕我万一去不了中央台，在青岛台又搞个一团糟，结果两头不是人，而不知所措。到底我能不能去中央台，就连我自己心里也没数。我父母怎么会安心呢！所以，他们正拭目以待，以“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信念，在祝福着我走好运。能不能到中央台，我没法估计；万一去不了中央台，我和小燕将怎么办，我们也没仔细考虑，但有一点我俩都非常明确，我们的感情是永恒的！如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早结婚。

    在我和小燕的感情发展过程中，有些事情没有先与家长商量就自作主张，先斩后奏，这点双方家长都有意见，在此我想再申明一下，我们不是心里没有父母，而确实是事出有因，难以言表。请伯母您和伯伯能原谅我们，我们不能没有父母！

    我和小燕的调动情况，我和小燕说得很清楚，(我)想她会告诉您的。我伯伯很忙，请他注意身体，并请代我向他问好！就先写到这里吧。

    祝您健康、顺心！

    想念您的小宁

    87.4.22晚

    王宁的信字字都是真言，它让我感到欣慰，又感到酸楚。欣慰的是他对我的一片真情，对我们感情的珍惜；酸楚的是我们天各一方，有着许多不可预知的未来。

    支教进行曲

    从广院毕业后，我留在了中央电视台，王宁回到了青岛电视台。我们几乎每两天一封信来往于北京和青岛之间，我们的信都是编着号码的，我们之间的情感只能通过书信来表达。我每次去青岛看他，他的同事都嚷嚷着要我赔偿他们的精神损失费。原来王宁在办公室不爱说话，但会突然爆发性地猛吼一句：“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把周围同事都吓坏了。大家都知道，王宁那是想我想的。他那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贴满了我的照片。王宁告诉我，是我的执著在支撑着他，除了想念我，别的他似乎也无从做起。我暗暗打定主意：如果王宁真的不能调到北京来，我就到青岛去！

    1987年，作为中央电视台分来的大学生，我参加了最后一批中央讲师团，到山区支援那里的教育。当时，我是译制部的骨干，手头有很多的工作，本不打算去的，但那时台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去支教的人台里或多或少可以帮助解决一些生活或工作中的困难。于是我提出了调动王宁的事，台里答应有机会一定帮助解决。这样我就随着中央讲师团来到了安徽六安，开始了一年的支教工作。

    在安徽支教的日子里，白天，我和学生们在一起，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当时我在一所师范学校教同学们普通话。有时也在六安电教馆协助工作，或主持、或拍摄、或讲课，每天倒也挺充实的。可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时候，便有一种不可抵挡的孤独和思念之情袭来。我常常望着窗外发呆，期盼着能够早日和王宁团圆。那时我最喜欢的歌就是苏芮的《牵手》：“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