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连、广州等城市开展了劳务派遣机构的摸查工作，这与《劳动合同法》的正式实施相呼应。面对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与各种措施，并伴随着年底以来的解聘潮，劳务派遣机构之间的争吵也很热闹。而今天，笔者把矛头对准了人力资源外包联盟，原因在于笔者对一位外包联盟代表近日发表的言论非常质疑——即所谓的“人才联盟模式”。

　　跨地区的“人才联盟模式”，通过各地不同的劳务派遣机构，组成合作联盟形式进行合作。这种劳务外包联盟模式，最让人们质疑之处，就在于由于两家甚至是两家以上派遣机构参与其中，私底下则进行所谓的互为代理，乃至转派遣、再派遣、多次派遣，复杂化的劳动关系为劳动者及用工企业埋下一颗重磅地雷。

　　前不久发生的“司机猝死，家属索赔无着”的案例，从中我们可见一斑。顾师傅到宁波出差，却不幸猝死在自己的别克商务车中。但因顾师傅生前同时归属于三家企业：乐帮多元机关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简称乐帮服务社）、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和美孚公司。可是，三位东家都不愿承担责任，互相推诿。因其中相互牵连又错综复杂的派遣关系，权责难以明确，死者家属只能忍受丧失亲人之痛却无从索取相应赔偿。

　　虽说顾师傅的案件中还不是最为典型的劳务派遣机构之间的转派遣、再派遣的劳务关系，但是其错综复杂的劳动关系，不仅让劳动者头疼，也让解决劳动纠纷的劳动仲裁机构头疼。和顾师傅有同样遭遇的小杨，在一次户外作业中不幸高空坠落，致使下半身瘫痪，却同样未拿到相应的赔偿。原因在于，杭州当地的一家派遣公司把小杨派到上海某一家派遣公司，再由该公司把小杨派到一家建筑企业。不幸发生后，小杨家人找到了建筑企业，建筑企业称可以给一小部分赔偿，因为他们之间并未签订劳动合同，能给点钱已经算是同情了。于是他们找到了上海的派遣公司，上海派遣公司称自己只是杭州那家派遣公司的代理机构，小杨的问题和他们无关。无奈，对法律一无所知的小杨家人找到了杭州的派遣公司，杭州的派遣公司则又让他们去找上海方面的派遣公司与用工企业。有关专家认为，跨地区的人力资源外包联盟，参与到劳动关系中的利益相关方将多于三者，其中劳务派遣机构就必须在两者甚至两者以上。在这样的系统中，劳动者对于自己代表着哪一方派遣机构没有清醒的认识。

　　同样，这种复杂的劳动关系梳理起来非常困难，甚至劳动者与两家派遣机构都签了劳动合同或者都没有合同，这就更增加权责的梳理难度。据业内人士透露，派遣机构之间的转派遣、再派遣非常普遍，他们通常挂着互为代理的羊头。所以，在笔者看来，人才联盟模式的跨地区人才派遣并不符合当前国家法律对劳务派遣行业进行严格规制的大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使得劳动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的人才联盟模式影响整个社会的劳动关系的稳定。不出现纠纷还好，一旦出现纠纷，受到伤害的肯定是弱势的劳动者，以及用工企业。

　　而在新法实施的环境下，外包联盟却拿起遮羞布极力掩盖这一切。他们死抠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关于“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的概念，以此来说明新法并未禁止劳务派遣机构之间的转派遣、再派遣。但是，在遮羞布下，却是红红的猴子屁股，丑陋不堪。前不久，大连开展劳务派遣机构大普查，90%以上的派遣机构都躲避、拒绝接受检查，可见劳务派遣行业的混乱。在成本控制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小中介、小机构就支个摊子就起手干起劳务派遣的业务。由于实力有限，一旦涉及到跨地区的劳务派遣，只能通过层层的代理或者转包来实现，打着外包联盟的旗号，暗地里行的是行业“潜规则”——协作代理、优化资源是假，复杂了劳动关系、相互推诿责任是真。

　　人力资源外包联盟的遮羞布，人们都看在眼里，只是没有多少人去掀罢了。借着《劳动合同法》的东风，笔者斗胆去掀了一把，顺势把它扯掉，让那“红红的屁股”亮在阳光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