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皇帝们亲手批过的公文真迹。原来清朝有个规矩，凡是皇帝批阅过的文件（奏折），都要把原件放到宫廷的档案馆保存。我的中国历史知识极差，连清朝那些皇帝们—雍正、乾隆、康熙……谁是谁爸都搞不清楚。因此，对那些奏折里的内容就更是一头雾水。可是，外行看热闹，一会儿，我就在那些奏折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所有写给皇帝的奏折字体都一样大，不像现在的文件，标题或副标题的字体比正文要大一些；然而，全文惟有一个字比其他字小，这个字就是“臣”字。比如：“河南巡抚臣×××向皇上禀报：……”或者：“臣以为此事万不可掉以轻心……”等等。更有甚者，一个山东巡抚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写到：“山东巡抚×××奴才向皇上叩报：……。”这位山东巡抚在整篇奏折中用“奴才”代替了“臣”字，通篇的奴才都是小字号的奴才，最后连雍正都看不下眼了，在第一个奴才字上不客气地划了一横，旁边批示：“臣更得体”。

    从台北博物馆出来，对于那些巧夺天工的珍奇异宝，我很快就忘了，可是惟有这个小小的臣字，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因为我突然发现我竟是个奴才的后代。我家祖籍是山东，我爸爸的爷爷—1889年出生的我的太爷爷是个农民；当时山东的省长在皇帝面前都是个小奴才，我太爷爷岂不是个小小小奴才？

    奴才是什么？就是没有思想（不知道对错）的人，是强势的人的帮凶。强势的人说对，他就得说对；强势的人说错，他也得说错；强势的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其实，大多数奴才也是有思想的，只不过他们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严格地说，奴才应该是不敢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人。一个不敢公开表达思想的人，当然是胆小的。胆小的人，为了能活下去，或者为了活得更好，就要阿谀奉承、装傻、撒谎；必要时，还要指鹿为马，当帮凶。这样的人哪里还有尊严？其实，奴才们之间比的就是：看谁更没有尊严。因此，在给主子的行文中，也就竞相攀比着把自己的称呼写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贱。那些小的臣字和奴才字，就是奴才们渺小人格的真实体现。

    从1911年中国推翻最后一个皇帝至今，还不到100年。生物进化论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物种的DNA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生本质的改变。难怪，我即使到了澳大利亚，碰到当官的有时还觉得气短，脸上不自觉地就挂上讨好的微笑。不仅我如此，看台湾电视，国民党那些在西方喝过洋墨水的少壮派们，依然表现出阿谀奉承的奴才相。

    一个国家里，奴才多不是件好事，因为奴才没思想，谁都不愿意拿主意，因此就知道写奏折，屁大点儿事都要报给皇帝。可是皇帝也是人，哪有那么多精力管那么多事？于是，像好多电视剧里描写的那样，能干的皇帝都英年早逝—累死了；再于是，国家就乱了。

    同理，一个企业当中，如果奴性的人多，效率就要降低。因为企业之间竞争比的是效率—就是比谁做事快。企业的效率大都产生于生产和服务的第一线，如果第一线发生的问题都要由上级来解决，那么企业的效率就会浪费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更要命的是：上级不仅不见得比下级聪明，而且信息量一定比下级少，所以，一般情况下，上级的主意一定是馊主意比较多！因此，让上级能做的最好决定，无非是：“好！就按你们（下级）的意见办吧。”正因为如此，现代企业管理才大肆宣扬什么组织结构扁平化和团队管理。其实，无非是把企业的决策权尽可能下放，直到下放给产生信息的终端—生产和服务的第一线。

    然而，这样的企业管理方式在奴才多的企业里是实行不了的。因为，奴才的大脑总不用，退化了—不会思考；奴才的脊椎总不挑担，变软了—担不了责任。正像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逼得逃离北京时说的那句：“紧要时刻，奴才不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