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遗民张著在卷尾题跋中指出《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可能是北宋画家张择端，这是关于画卷作者的最早文献记录。据记载，张择端是北宋翰林图画院的宫廷画家，这些画家都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并忠心为宫廷服务。到了徽宗时期，画家们更被要求按照徽宗的意图精确画出一些他的委托任务，否则将被革职。因此如果《清明上河图》的创作真是由皇家宫廷委任的话，那么画面的主题和风格无疑将受到当时的统治者——宋徽宗的强烈影响。
　　
　　关于寓意
　　
　　徽宗在中国历史上以精于绘事而著名。在徽宗的画中有这样一类作品，它们对于物象的描画往往是真实细致的，而所要传达的意图却是特意虚构的。像这样带有明显吉祥征兆，歌咏太平盛世的作品史称瑞应图，它是不需要有客观事实为依据的。
　　
　　那么，瑞应图对于徽宗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哲宗死后，后继无人，本应由哲宗亲弟即位，但皇太后以“端王（徽宗即位前被封为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为由力保徽宗当政。掌权后，并不是特别名正言顺的徽宗当然要显示出众多瑞兆以表明自己乃上天注定的真命天子。而且在他统治期间，王朝又常年遭受着持久的外敌入侵，并且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屈辱的政治妥协。为了维护皇权的尊贵与威严，徽宗颁布了许多公众节日以营造欢愉祥和的盛世气氛，并且特别着眼于绘事，委托了上千张瑞应图以创造出一番太平的视觉幻象。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说这些作品大多在形象上非常写实而内在意图上又非常理想。
　　
　　有学者就认为《清明上河图》其实也是属于这类瑞应图之一种。它表面上是对东京汴梁的如实描画，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祥瑞的标志，它为徽宗的统治高声颂扬。
　　
　　关于角度
　　
                   

资料图片

　　不知道参观者是否有这种体会，同样的展厅，观阅《清明上河图》与《韩熙载夜宴图》时的内心活动就不一样。这里有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问题，那就是空间与视角。《韩熙载夜宴图》表现的是家居屋内私人空间，观赏者如同一个不邀自来的客人，躲在隐蔽处窥视，如若众人围观，就越发显得不自在。而《清明上河图》展示的是繁华都市公共空间，凡至私人空间处皆巧妙遮掩，适可而止，令观赏者有如一个俯瞰众生的审阅者，万般景象尽收眼底，心中难免有统摄全局的权力。深受儒家影响的宋徽宗始终认为窥视他人隐私绝非雅事，他对《韩熙载夜宴图》的态度也是“过目后尽可弃之”，张择端在画卷中则尽量避免刻画私人生活，着重选取街市场面，从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商业都市景象。
　　
　　关于人物
　　
　　《清明上河图》中的主体人物共有500余位，但细数之下，其中的女性仅占20位，绝大多数女性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这无疑暗示了艺术家和赞助人的观念以及那个时代的传统。宋代实行男女隔离的政策，特别是理想的上层女性更应足不出户，守闺持家，她们很少能接触到家庭成员以外的男性，缠足的风俗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盛行。另一方面，《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女性又大多与小孩儿或家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儒家思想里，母子关系是家庭和谐安宁的基础，敬母教子则是值得尊崇的礼仪。只有因孩子需要，女性与陌生人的接触才被看成是合理的。
　　
　　此外，虽然女性在社会关系中属于屈从地位，但她们反过来也是男性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在历代对帝王的绘画表现中，他们身边经常会簇拥大量的随从（比如《步辇图》），而《清明上河图》中却没有一个人身边单独伴有女性。除了说女性不应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之外，我们还应考虑这幅作品的潜在读者。张择端是翰林图画院的画家，他所能接触的主要是上层官员。如果宋徽宗披图展卷，黎民众生没有理由不向至高者表现出他们的谦卑；如果宫廷大臣有幸观赏，那么他们也绝无机会借此图卷看到他家妻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