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股市场勇摘世界跌幅第一的时候，新华社于十六年后再度发表《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文，为中国股市把脉，表示“股市可实现健康发展，成长中矛盾需在发展中解决”。

      如果此文是中国股市将进一步整肃市场秩序、建立市场基础的信号，那么，这是中国股市的胜利；如果这是中国股市官方媒体救市一幕的重演，那么，这是中国股市的失败。

      稳定的股市比不稳定强，但稳定两三天容易，持续稳定则是艰难的课题。如果以社论式的短期稳定为代价，破坏长期稳定的制度性根基，则是得不偿失。资本市场需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空言抚慰之外，各方更需要的是明确的预期，沉疴已久正在恢复元气的资本市场需要的是制度性调整。

      中国股市跌到这种地步，投资者需要看到的是明确的预期，关于宏观经济的明确预期，关于估值的预期，关于严惩内幕交易的预期——很遗憾，在这篇众所瞩目的通信里，充斥着含糊之词。

      中国宏观经济趋势到底如何，此文指出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良好，却没有提供足够的论据。事实上，同一家新闻社几乎同时发文指出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大盘股上市、大小非解禁引起的估值重心下降怎么应付？除了指出沪深市场估值下降，沪深300指数市盈率接近美国标普500指数外，还表示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应该有一定的溢价。溢价多少才是合适的？目前的市盈率是合理水平吗？文章同样语焉不详；文章强调“治市风暴”的利好作用，指出以“给投资者真实的、高回报的、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上市公司”为目标的治理行动其背后，是中国为建设一个强大而健康的资本市场，为国民经济运行提供有力保障的努力。此言不假。但如何杜绝中国上市公司泛滥的内幕交易，如何改变中国资本市场民事救济途径严重缺失的情况，又留给投资者的仍然是巨大的想像空间。近期投资者关注的大案要案如何处理，监管部门如何推进严厉监管之下的市场化改革，这些核心问题被一笔带过。

      中国股市需要的是制度性的定海神针，而不是能够缓解一时之痛的市场安定片。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应该成为监管部门工作的出发点。这就需要畅通的司法救济渠道，切实落实举证倒置责任，在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秉公查处大案要案，尽快给予投资者明确的预期。以司法专业人才不足为借口，使中小投资者受内幕交易损害之后求告无门，甚至数年司法奔波，换来和稀泥式的象征性利益弥补。这样的市场只能培养更多的投机者。

      其次，直面股改的功绩与后遗症，对症下药，治疗股市顽疾。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股改之后大小非解禁，使上市公司估值重心整体下移，股改之后越来越多的限售股加剧了重心下移的过程。中国股市不仅无法享受新兴市场的溢价，连成熟市场的水平也很难稳定。如金融股价格大幅下挫，民生、工行、招行走低，无不与大小非减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适应新形势，区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与PE式行贿之间的界限。

      有人称股改后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花团锦簇的概念无法掩盖某些权贵借产业资本攫取金融市场暴利的事实，近期发生的令人关注的事件无不与此有关。借产业资本暗度陈仓，这不是新生事物，早在中科、德隆时代，就屡见不鲜，只不过现在以两种资本融合的方式而行，手段不同而已。如何区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与PE式行贿之间的界限，有关方面必须对此有清楚的规范，以防止大案发生之后亡羊补牢。

      中国股市面临的是转型的阵痛——中国实体经济在转型，中国资本市场在转型，资本市场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同时，A股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也将越来越强。外资公司在A股市场上市，红筹股回归、合资券商、基金大规模成立已成事实。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我们对资本市场必须有清晰的定位，建立法律、监管、激励三大制度支柱。任何不当的言行都会将A股市场打回救国企、圈钱等老路，到那时，岂是几纸文书能够抵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