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指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文学事业既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尺。如果文学事业乏善可陈，缺乏反映时代本质的精品力作，难以想象会有真正的、令人信服的文化繁荣。

　　《决定》中提出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是从发挥包括文学艺术作品在内的精神文化产品的作用的角度，对包括文学工作者在内的文化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这十六个字，涉及到文学的作用，或者说功能。它强调了文学作品对整个民族的优美道德情操的塑造、对高尚精神境界的提升的作用。这是一种教育感化的功能，它与认识作用、审美娱乐作用一起，构成了文学的基本功能。

　　文学，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从《论语》中对诗歌的“兴观群怨”的作用的概括算起，可以说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源远流长。如果不对这个说法进行片面的、教条化的理解，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点正是文学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

　　文学，的确对人的心灵塑造、人格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学的教化作用得以实现的过程，不是靠外部的灌输，而是靠内在的浸润渗透。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外在形态，它是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通过情感的熏染，自然而然地产生效果，让人内心深处真切而强烈地信仰真善美，摒弃假丑恶。因为直接诉诸心灵，所以文学产生的作用是深入的，也是持久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这正是文学教育功能的独特之处。

　　比如爱国主义情怀，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需要大力弘扬，需要将这种信念深深地植入每一个公民的灵魂。在这方面，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的威力和能量。古往今来的不少文学作品，如屈原的《哀郢》，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诗句，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如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都抒发了作者面对山河破碎、家国沦丧的伤痛与悲愤之感，引起了阅读者的强烈共鸣，激发起对家园社稷的感情。这正是文学教化功能的生动体现和佐证。

　　虽然文学是通过个体的方式产生和传播，无论创作和阅读首先都体现为个体行为，但又是很容易在传播过程中转换成为集体的力量。巴金的《家》，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认识到了封建道德的落后和腐朽，从而背叛了自己出身的家庭和阶层，走上了追求新生活的道路。这是文学不可低估的力量，过去如此，今后也必将如此。所以，文学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当今这个社会转型期，人们在享受物质日益丰裕带来的诸多便利和好处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和心灵焦灼。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这种诉诸灵魂的教育感化功能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进一步凸显了其必要性、紧迫性。文学承担着一种“重塑灵魂”的伟大使命。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经说过：“文学理应关怀社会的进步，社会真正的进步是人的进步，人的更丰满的不停滞的精神发育。”

　　当然，文学参与精神道德的重塑时，有自己的方式，要遵循文学的内在规律。新闻报道、时事评论等形式，对针砭时弊、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可能更快捷，相形之下文学的作用不会那么立竿见影。铁凝还说过，对改变世界而言，“文学可能是慢一步的。因为文学不是粗糙的社会情报，不是某些迅速变换的社会话题的集合，也并非表达一般的时髦意见，作家更不是流水线上的素材加工者”。但文学的作用一旦产生，其影响却是会更长久、更深入，并且具有某种整体性，可以说，它具有一种固本培元的功效。当一个人经由文学深刻认识到什么是应该秉持的真善美，并认真信奉和实行时，他就不会堕落，不会成为美好价值的敌人。文学对于个人的心灵塑造是如此，对于社会整体的进步也是如此，因为社会正是由具体的个人构成的。

　　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之下，作家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要有一种使命感，这种意识要始终成为作家心灵中一种沉甸甸的、时刻能够感知到的存在。只有具有了这种使命感，才能以正确的方式拥抱文学，像柳青创作《创业史》那样，像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那样，像张炜创作《你在高原》那样，怀抱对文学的炽热信念，耐得住寂寞，真正地深入生活而不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在思想、技艺等各个方面努力提升自己，在艰苦而充溢着幸福感的劳作中，奉献出真正的精品力作，无愧于时代的呼唤和读者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