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银行是一场闹剧，我不指望能得手。我就想去坐牢。我一直在享受，我还从来没尝过吃苦的滋味，人都说坐牢苦，或许只有这种苦，才能改变现在，这比死还难受的空洞。”

    受过良好的教育、衣食无忧、心肠不坏、身体不错，然而，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厌倦、无聊，“没劲！”是他们的口头禅。这样的年轻人当然只是部分，不过，这渐渐扩大的一部分已足以构成一个“症候群”，我们姑且称之为“精神缺钙症”。可惜家长、老师常常没去发现，一旦发现，可能会惊呼：“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还想要什么呢？”不太想引用那句老话：“物质的世界在膨胀，精神的洪荒在扩张”，因为物质的满足不应该直接导致精神的匮乏。然而，事实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沉重的话题：“孩子们究竟丢失了什么？我们又该给他们什么？”理想、信念，这些在最艰苦的年代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之奋斗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该缺席或者仅仅成为标签。面对浩瀚的宇宙，每个人都要找到精神上的太阳。

    这是社会的呼唤，也是年轻人生活充实、快乐的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下面的故事不是一场荒谬的闹剧，而是一出沉重的正剧。

    南京王府大街车水马龙。看守所在路旁一条小巷之中，小巷寂静，甚至冷清。

    看守所的大铁门紧锁着。王涛关在这里。

    5月20日。王涛关在这里已经一个多月。

    我在提审室等王涛。

    “报告。”

    王涛走进来。王涛走进提审室角落里一圈铁栅栏之中。王涛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坐下来，调整好坐姿，看看开着的铁栅栏的门，看着，忽然伸出手，“当”的一声，自己把自己关好。

    铁栅栏前是一张办公桌，办公桌的后面是两张连在一起的椅子，我坐着。王涛看着我。

    手表的秒针“嘀哒”“嘀哒”地响着。

    已经好几年了，王涛到哪儿都有陌生感，外面的世界于他像是隔了层玻璃，看得见，摸不着。这玻璃是王涛自己设置的，他厌烦了一切，所以这外面的一切，对他像是不存在了。包括他曾经热爱的网络、香烟和恋人，包括快乐与痛苦。

    在这里，这个安静的看守所，王涛的感觉在一点点恢复，首先恢复的感觉是痛苦，久违的痛苦让王涛甚至有了几分快意。这痛苦，是他要的。有痛苦，麻木才会一点点退去。所以他想大喊：“这是我要的。”可是——他当然不能喊。这无比丰富的内心就这样在王涛年轻的面孔上上演着，让这个看上去总那么没滋没味的年轻人有了几分活泛气。然而，这几份活泛气真的能让王涛活过来吗？

    “我怕马上就放了我出去。”

    他担心。这荒谬的担心就真实地出现在王涛的身上。如果知道他这几年来的经历——谈不上经历，如果知道他这几年来的活着的那些日子，也许，会有那么一点点理解他身上的这种荒谬。新的，不一样的日子刚开了个头，千万不能戛然而止，否则等着他的，将是被抛回原先的轨迹：吃饭、睡觉、网络游戏加网聊，当然，22岁的他还有一项不可不做的功课：恋爱。每一天都热闹，每一天都空洞，几年像是一天，这日子又毕竟是一天天过出来的，王涛觉得忍无可忍了，他告诉自己，到必须行动的时刻了。

    行动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计划却是来源于大脑中刹那间的“灵光”闪现。于是，2004年4月9日中午12点，王涛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开演了，剧情让王涛成了无可争议的当然的主角，剧情又强迫许多人成了王涛的群众演员，毫不知情的他们也经历了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惊恐的时刻。

    中午时间。应天西路满是灰尘，应天西路是个大工地，塑料的隔离带把大半个路包裹得严严实实，车辆拥挤着，在成了羊肠般的窄路上向前爬行。建设银行应天西路储蓄所在临近高架桥的路旁。小小的门面，灰蒙蒙，毫不起眼。客户也是寥寥。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中等身材，面容清秀。手臂上搭着一件外套。他用目光快速扫了一下四周，走到柜台前。“拿一张存款单。”声音不大，甚至挺有教养，标准的普通话。他埋着头，认真地填写手中的存款单。

    新的几个客户进来了。年轻人又向储蓄员要了张存单，低着头，还是认真地写。

    大厅空无一人。

    年轻人把一张存单交给柜员，他很沉着地示意柜员：看存单的反面。柜员翻过存单：“打劫！不给十万元现金就引爆炸药。”

    “啊。”柜员惊恐地喊出声来，“十万啊，我这里没这么多钱。”他打开抽屉大叫。

    惊恐的声音立刻引来储蓄所所长，他看了“存单”，拿起电话，他拨打110。年轻人将手伸进手臂上的外套里，他什么也没做，突然转过身，冲出门去。

    出来以后，王涛觉得自己的演出并不漂亮，因为他心软了，他想保护自己。其实，只要再捱几分钟，110警车就会如期而至，将他投入大狱。

    “我不是想坐牢吗？”

    这个愿望王涛酝酿了很久。很久了，“坐牢”这个念头死死地抓住他，不能摆脱。“那就去吧。”可是“怎么去”成了王涛最烦恼的事儿。“行凶伤人？不行，不能伤害无辜。”“当小偷？不爽，不好听，怪丢人的。”在无数方案被推翻后，“抢劫银行”的念头一旦产生，立刻被王涛敏锐地捕捉了。“这个好，既不伤害无辜，又不会造成多大危害。”王涛出发了。

    22岁，什么都还没有真正开始，王涛已经倦了、累了。2004年春节过后，他就一直在盘算着自己，两条路，他想，一个，就是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另一个，就是坐牢。他选定了后者。